兒寬又叫倪寬，倪寬幼時聰明好學，但家中貧窮，上不起學。他就在當時的郡國學校伙房幫助做飯，以此求得學習的機會。他還時常被人家雇用做短工。每當下地干活的時候，他總是把經書掛在鋤把上，休息時就認真誦讀，細心研究。這就是至今為人們傳頌的“帶經而鋤”的故事。由于他勤學好問，得到了西漢著名學者、今文《尚書》《歐陽學》的開創者歐陽生的身傳親授。后來又受業于孔子后裔、西漢經學博士孔安國。所以在經學、特別是《尚書》研究方面有了很深的造詣，被當時的郡國選詣為博士。

后來，倪寬通過答辯考試（即射策），做了掌握禮樂制度的“掌故”（官名）。不久，補為“廷尉文學卒史”（協助廷尉辦理文字的官）。這時，張湯為廷尉，主管刑獄。張湯刑法殘酷，素有酷吏之稱，所用之人，都是些善于施用嚴法酷刑的人。倪寬為人溫良清廉，擅長文學，不善于動武，所以，在廷尉府以不熟悉刑律為名，不被重用，被派到北地管理畜牧數年。由于他勤懇從事，牛羊大為蕃息。回廷尉府送回報材料（畜薄）時，正直廷尉府有疑案未決，幾次奏報，均被漢武帝駁回。主辦奏報的人甚為恐慌，不知如何是好。倪寬知道了，便為他重新寫了奏章。寫完后，讀給大家聽，都很佩服。有人將這件事告訴了張湯，張湯大為驚疑，便親自召見倪寬談話，非常驚奇他的才能。倪寬寫的奏章送上去后，立刻得到漢武帝的批復。第二天，張湯見到漢武帝，漢武帝問：“這次的奏章不是一般俗吏所能寫出來的，是誰的手筆？”張湯說：“是倪寬所寫。”漢武帝說：“我早就聽說過這個人。”于是張湯提拔倪寬為奏讞（音yǎn）掾（音yuàn）（專門起草奏章的秘書官）。倪寬在廷尉府，說服張湯和廷尉府官吏，學習經學，按照《尚書》中《堯典》、《舜典》的教義來治理獄訟，成績卓著，非常被張湯重用。

漢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張湯做了御史大夫，推薦倪寬為侍御史，掌握糾察舉薦官吏之權。漢武帝召見倪寬，讓他講論“經學”。倪寬引經據典，把《尚書》中的《堯典》《舜典》講得非常精辟、透徹。漢武帝大悅，提升他為中大夫，專管朝廷議論之事。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倪寬遷升為“左內史”之職。左內史，相當于后來的京兆尹，負責治理京城長安所在的關中地區民政。倪寬在任期間，以儒家道德教化民眾，采取措施獎勵農業、緩刑罰，重新清理獄訟，選用仁厚之士，體察民情，做事講究事實求是，不務虛名。因此，深得關中地區民眾擁戴。關中地區，秦時修建了鄭國渠，兩岸農民深得灌溉之利，土地肥沃，田賦是第一等的，是漢朝賦稅的重要來源之一。倪寬了解到，鄭國渠上游南岸高卯之田仍然十年九旱。漢朝初年，這里“百畝之收，不過百石”，仍有一部分人民衣食不足。倪寬首倡開鑿六輔渠。得到漢武帝的同意后，倪寬征發民工，在鄭國渠上修筑了六條渠道，史稱“六輔渠”，使兩岸高卯之地得到灌溉，原來的鄭國渠發揮了更大的效益。為了做到避免糾紛、合理用水、上下游兼顧，又制定和頒布了“水令”，使人民按令用水，上下相安。很快使關中地區出現農業豐收，經濟繁榮的局面。倪寬關心民間疾苦，收租稅時，對一些豐歉不同的地區和農戶進行適當調整，對一些貧弱戶和因故不能及時繳納的可以延緩和減免，因而賦稅征收速度較慢。后來，因軍務用糧緊急，朝廷令左內史征收賦稅。于是，大家戶趕牛套車，小戶擔挑背負，交糧路上人車連綿不絕。結果，賦稅任務不但沒有落后，反而成為完成最快最好的。漢武帝愈加驚奇倪寬的才能。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漢武帝封倪寬為御史大夫，跟從武帝東巡泰山，舉行封禪大典。倪寬主司封禪大典儀式。在此之前，梁國國相褚大精通五經，為五經博士時，倪寬為博士弟子，位在褚大之下。后御史大夫一職空缺，武帝召褚大入京。褚大自以為做御史大夫無疑。行至洛陽，聽說倪寬做了御史大夫，心中不服，以為武帝用非其人。及至長安，與倪寬在武帝面前共議巡狩封禪之事，看到倪寬引經據典、對答如流、無懈可擊，方知武帝知人善任，倪寬才能確實勝過自己。

漢朝初年，方綱大紀都是初創。歷法還是沿用秦朝頒定的歷法，其朔晦月建、弦望滿虧多有差錯。元封六年，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建議漢武帝修改歷法，“宜改正朔”。漢武帝乃接受建議，詔令倪寬主持修改歷法事宜。倪寬召集公孫卿、壺遂、司馬遷等二十余人，又加上方士鄧平、落下閎等人共同推算制定出了新的歷法，即漢朝的《太初歷》。該歷法較秦朝頒行的顓頊歷有了很大進步，是當時最精密的歷法。推定一回歸年為365.3851539日，一月為29.4381日。顓頊歷以十月（即建亥之月）為歲首。《太初歷》以一月（正月，即建寅之月）為歲首。把二十四節氣訂入了歷法。以沒有中氣的月份為閏月，十九年設置7個閏月。太初歷即今天所說的夏歷或農歷。自西漢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實行，經過不斷改進，被一直沿用下來。

倪寬做御史大夫在位八年，于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病逝，歸葬原籍千乘（今山東廣饒縣）。他的著作有《倪寬》九篇，《倪寬賦》二篇，《封禪頌》等，均已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