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公元1814～1864年待考)，原名洪仁坤；廣東花縣福源水村，后來移居到官祿布村(今廣東花都)。著名清朝中葉太平天國天王，在位時間從公元1851～1864年為期十三年，終年五十歲。
“太平天囯”國號中的“囯”字，是當年太平天國的官方標準用字。后來的國學大師郭沫若就參照這個“囯”字，改“王”為“玉”，造出現在大家皆用的“國”字。
太平天國（公元1851～1864年)，是清朝后期的一次由農民起義創建的農民政權。開始的標志是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1年）金田起義，結束的標志是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天京陷落，歷時十四年。這次起義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的不少先河，例如中國農民起義第一次遭到中外勢力共同鎮壓、利用外夷宗教發動起義等。
領導人為洪秀全，稱號為“天王”。太平天囯運動之所以能成為數千年來中國農民戰爭的最高峰，是與洪秀全的巨大貢獻分不開的，乃至中國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后來一再聲稱“愿作洪秀全第二”，可見其對后世的深遠影響。
鴉片戰爭后，清政府將大筆軍費和巨額賠款，全部轉嫁給勞動人民，導致階級矛盾激化。由于五口通商，外國的工業產品涌進中國，質高價廉的工業產品，排斥了中國傳統的家庭副業和手工業，使東南沿海地區的農民和手工業者紛紛破產，失去生計。同時，地主加緊了對農民的盤剝，土地兼并更為嚴重。清政府的捐稅，年年增加，使農民不堪重負。
公元1840～1850年，廣東、廣西和全國許多地區，水災、旱災、蝗災，連年不斷，廣大農民家破人亡，陷入絕境,使農民們對清政府的不滿更加強烈。農民反抗斗爭多達一百十余次。特別是兩廣地區，由于受到鴉片戰爭的直接沖擊，社會動蕩更為激烈。
在清道光年間屢應科舉不中的洪秀全被《勸世良言》中的單一神權思想和基督教的平等觀所吸引，把基督教的平等觀和中國農民的“天下太平”、“人人平等”的平均思想結合起來，用三年時間從事宗教理論建設，從農民階級的要求和利益出發，在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創立“拜上帝會”，其后寫的《原道救世訓》、《原道醒世訓》、《原道覺世訓》等著作，主張建立遠古“天下為公”盛世，他宣傳“皇上帝”是唯一的“真神”；人們都是上帝的“赤子”，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他提出清朝最高統治者，實乃“閻羅妖”，世間“相凌相奪相斗相殺”，都是“閻羅妖”的罪過。同一時期，馮云山在紫荊山區的廣大貧苦農民和燒炭工人中，宣傳反清思想，開展拜上帝會的組織工作。到了公元1849年，拜上帝會眾已達萬余人。至公元1850年前后，拜上帝會與地主團練的沖突日趨尖銳，對動員群眾推翻清朝統治的斗爭起了重要的宣傳和組織作用，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醞釀和發動的。
經數年努力，洪秀全在杰出的農民領袖馮云山的幫助下，拜上帝會得以迅速發展，為金田起義奠定了基礎。
清道光三十年農歷12月10日(太平天國元年，公元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發動了著名的金田起義，3月，太平軍轉戰到武宣東鄉，洪秀全正式建國號太平天國，自稱“天王”；9月，太平軍攻占永安州。在永安滯留期間，進行了休整補充和制度建設，初步奠定了太平天國政治制度的雛形。
清咸豐二年(太平天國二年，公元1852年)4月，太平軍從永安突圍，北上圍桂林，克全州，入湖南。在全州戰役中，馮云山戰死。太平軍轉戰湖南途中，發布了《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諭》等重要文告，闡明太平天國“掃除妖孽，廓清中華”宗旨，號召廣大群眾紛紛響應。湘江上的纖夫、船工；碼頭上的挑夫、搬運工；城鎮中的鐵匠、商販、木匠；以及郴州、桂陽山區的煤礦工人，參加起義，太平軍迅速壯大。
清咸豐三年(太平天國三年，公元1853年)1月，太平軍攻克武漢三鎮，隊伍增至五十萬，聲威大振。2月，太平軍水陸兼程，沿江東下，連克九江、安慶、蕪湖等重鎮。很快，洪秀全攻克并定都江蘇南京，稱天京。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后，為了鞏固和發展勝利成果，進行了北伐和西征。5月，林鳳祥、李開芳率軍進兵北京。北伐軍出江蘇，過安徽，進河南，渡黃河，入山西，直搗直隸，逼近天津，由于孤軍遠征，終于失敗。洪秀全為了控制長江中游，確保天京安全，又派兵西征。同時賴漢英、胡以晃、曾天養率軍溯長江西上，攻占了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的廣大地區。在湖南境內，多次打敗曾國藩組織的以地主團練為骨干的湘軍。冬季，洪秀全制定并頒布了《天朝田畝制度》，提出了“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則。試圖建立一個“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理想社會。《天朝田畝制度》是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維持絕對平均主義，不可能付諸實施。但是，它表達了廣大農民要求得到土地的強烈愿望，是幾千年來農民反封建斗爭的思想結晶，其綱領內容的完備性和深刻性，使太平天國革命達到了中國歷代農民革命所能達到的最高思想境界。洪秀全還在太平天國實行男女平等，并改革考試制度；在對外關系上，洪秀全堅持獨立自主。
清咸豐六年(太平天國六年，公元1856年)上半年，太平軍又在天京外圍展開了激烈的破圍戰，先后擊破了江北大營和江南大營，在軍事上達到全盛。正當太平軍在西征戰場取得勝利之時，在8月間天京城內卻發生了楊秀清假借“天父下凡”，杖責洪秀全，逼迫洪秀全封他為“萬歲”的事件。洪秀全感到事態發展下去對自己不利，表面上答應了楊秀清的要求；暗地里卻密召在前線的韋昌輝、石達開、秦日綱，回京救駕。韋昌輝想借機謀取權利，立即率三千精兵趕回天京。9月2日凌晨，在秦日綱的配合下，包圍了東王府，殺了楊秀清和他的全家，及部下和士兵兩萬多人。天京城內一片恐怖。石達開從湖北趕回，斥責韋昌輝濫殺無辜。韋昌輝又想殺死石達開，石達開只好半夜縋城逃出天京，石達開的全家老小都被韋昌輝殺了。韋昌輝的行為，引起太平軍全體官兵和百姓的憤慨。11月2日，洪秀全誅殺了韋昌輝及其心腹二百余人，平息了這場自相殘殺的內亂。韋昌輝被處死后，石達開應召回京“提理政務”。但是，洪秀全經過“天京事變”，對石達開也不信任了，于是封洪仁發和洪仁達為王，鉗制石達開。
石達開既無實權，又心存疑慮，在清咸豐七年(太平天國七年，公元1857年)6月，賭氣率領十萬精兵遠走西南。石達開的隊伍孤軍奮戰，最終在清同治二年(太平天國十三年，公元1863年)6月被清軍圍困在四川大渡河畔，全軍覆沒。天京事變成為太平天國由盛入衰的轉折點。
天京變亂和石達開出走，使太平軍被迫由戰略進攻轉向防御。湘軍首領曾國藩乘機率清軍反撲，攻占了長江中下游許多地方，重建江南、江北大營，圍困了天京。洪秀全為重振國威，提拔陳玉成、李秀成等青年將領，委以重任。
清咸豐八年(太平天國八年，公元1858年8月，陳玉成、李秀成會集各路將領，在安徽樅陽召開軍事會議。各路大軍協同作戰，一舉攻破浦口殲滅清軍萬余，再次擊潰清軍江北大營。11月，在安徽三河鎮全殲湘軍精銳六千余人，迫使清軍從安慶撤圍，穩定了天京上游的局勢。
清咸豐九年(太平天國九年，公元1859年)，洪秀全責成族弟洪仁玕提出了《資政新篇》，主張“權歸于一”，反對“結黨聯盟”；廣開言路，“上下情通”。效法西方，興辦工礦交通和金融事業；準許私人投資，雇傭勞動；獎勵民間制造器皿技藝，準其專利自售，中外自由通商，平等往來，興辦學館，建立醫院，設立社會福利機構。《資政新篇》作為太平天國后期的政治綱領，具有明顯的資本主義傾向。
清咸豐十年(太平天國十年，公元1860年)上半年，李秀成、陳玉成部搗毀江南大營，并開辟了蘇南根據地。至清咸豐十一年(太平天國十一年，公元1861年)9月，太平天國重要戰略要地安慶失陷。
清同治元年(太平天國十二年，公元1862年)5月，陳玉成敗走壽州，被俘就義，太平天國西線從此陷入無法挽救的危境。
第二次鴉片戰爭后，外國侵略者同清政府互相勾結，共同鎮壓太平天國。太平天國堅決地同侵略者進行英勇斗爭，先后重創“常勝軍”、“常安軍”、“常捷軍”，并將華爾打死，給侵略者以沉重打擊。安慶失陷之后，太平軍在江蘇、浙江的根據地也相繼失守，只剩下天京及其周圍小塊地區，這時，天京內無糧草，外無援兵，形勢日益危急。
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冬，天京為清軍圍困，糧盡援絕。李秀成提出“讓城別走”另辟根據地的主張，被洪秀全拒絕，堅持固守天京。
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農歷3月，天京被清軍合圍后，城內斷糧。洪秀全帶頭吃“甜露”(草團)充饑。殘酷的斗爭和饑餓使太平天囯領袖洪秀全臥病不起。至農歷4月19日(公歷6月1日)，洪秀全病逝南京。7月19日，湘軍挖掘地道，用火藥轟塌天京城墻，經過激烈巷戰，天京陷落。城內大部分太平軍將士壯烈犧牲，少數人突圍。幼天王和洪仁玕在江西被俘，英勇就義。李秀成在天京突圍時被俘，被曾國藩殺死。
洪秀全病逝后，太平軍余部數十萬人轉戰于大江南北，一直與清朝政府奮戰到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方告徹底失敗。
中國歷史上這場空前規模的太平天國農民戰爭，前后奮戰十七年多，縱橫十八省六百余城，威震全中國，最終在清政府和外國侵略勢力的聯合絞殺下失敗了。
太平天國是中國近代的一次大規模農民起義，其疆域最廣闊之時曾占有中國半壁江山。因此它有著當時時代的顯著特征。另一方面，洪秀全在這次起義假借了當時從西方宗教傳入的新興宗教基督教，亦使一般老百姓感到新鮮。這可能與當時老百姓希望求變的思想有關。
太平天國的理論綱領都包括在《原道救世歌》、《原道覺世訓》、《原道醒世訓》等幾本書之內。然而，很出奇地，洪秀全的太平天國雖然聲稱結合西方基督教義、中國儒家大同思想、農民平均主義，但他其實對基督徒一無所知。他的思想，其實全部源于當時的中國籍傳教士梁發所寫的《勸世良言》。後來有外國傳教士知道了這件事，試圖向他講述圣經的道理，反而被洪秀全斥為異端。不過，洪秀全這些非基督教亦非儒家的“三及第”思想，對于當時處于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的群眾有著很大的號召力。
《天朝田畝制度》是太平天國解決生產資料與產品分配的革命綱領，體現了農民階級要求廢除舊有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強烈愿望，是幾千年來農民反封建斗爭的思想結晶。
《資政新篇》是干王洪仁玕在后期提出的中國第一套具有發展資本主義意愿的政治綱領，由于客觀上周邊環境的惡劣與主觀上農民階級的漠視而沒有起到預期的作用。
今有學者認為，太平天國存在本質上的缺陷，進步的表征底下存在理性的倒退。政治上，太平天國由神權與王權結合，朝中不但階級森嚴，為王為官者的為所欲為，更甚于儒家思想約束下的朝廷。文化上，太平天國對固有傳統文化完全推倒，對傳統知識分子仇視。洪秀全等王定都天京后，生活糜爛腐化，朝政綱紀紊亂，圣靈亂封。制度上，天朝田畝、資政新篇等綱領只屬紙上談兵，從未有認真推行，亦不見有任何成效可言。至于所謂“開放科舉考試予女子應考”等進步政策，大多僅存在于野史傳說之中。
太平天國無論在軍中或城鄉都編立軍伍。地方政權每一萬三千親家設一軍帥，下轄師帥、旅帥、卒長，最基層的組織單位領導稱兩司馬，從每軍到兩司馬按規定都沒有圣庫，在“天朝”則設“總圣庫”主管財物。在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后，在它的中央機構中設立“總圣庫”、“總圣糧”，俱各正副、又正副官四員，“職同檢點”。其下分設備典官任其事。
圣庫制度是太平天國創立的第一個經濟制度，這個制度是伴隨著太平軍金田起義而同時產生的，直到太平天國革命失敗，圣庫制度也隨之泯滅。當太平軍創興之時，圣庫制度對保障部隊供結、吸引貧苦農民參加革命和保證軍事紀律等方面，都起過重大的積極作用。定都天京后，洪楊等人又把城市人民的經濟生活也納入圣庫的供給范圍。而且一度要求以“人無私財”的原則施之于民間，這就走過了頭、違背了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顯然是錯誤的和行不通的，其消極作用便逐漸暴露出來。
太平天國圣庫的物資來源，主要有以下五方面：一是起義初期持上帝全會眾交給圣庫的銀糧衣物；二是打敗清軍或攻克城鎮繳獲的戰利品；三是各處城鄉人民的員獻和對富戶派大捐、打先鋒所得的財物；四是“科派”、田賦與工商稅的收入；五是百工衙的生產品等。天京城中設立的百式衙與諸匠營，是圣庫物資的重要來源之一。
建立在人無私財的原則基礎上的圣庫供給制度，在太平天國革命初期曾起過重大的積極作用。它首先是吸引了貧苦農民群眾踴躍參加起義。其次，圣庫制度保障了太平軍的供給，也鼓舞了他們的斗志。戰士們的家屬在天京，有圣庫解決生活問題，因此無后顧之憂，能專志于“殺妖取城”，為開創太平天國的大業而斗爭。第三，一切繳獲交歸圣庫，保證了太平軍良好的紀律，也使軍民關系融洽。太平軍紀律之優良在農民起義中為人所盛稱，特別在前朗更是如此。第四，在天京這樣長期被清軍包圍的城市中，實行圣庫供給制有它特殊的意義。圣庫制在保衛天京和鎮江等軍事重鎮中，起到了軍民同甘共苦，民心穩固不懈的巨大作用。
從歷史發展的階段來看，私有制度還處于方興未艾之時，任何一種想改變這種客觀趨勢的平均主義的思想和制度，都只能是被剝削者的美好、幼稚的空想。如要求在實踐中長期推行，無疑將會退到阻礙和破壞。從人們的意識形態來看，幾千年的私有觀念，也絕不是《太平條規》中禁止私藏金銀和天王詔令、東王誥諭中要求“公心和儺”的說教所能改變的。農民雖然具有強烈的反封建的革命性，但正因為他們是農民，私有觀念和發家致富的愿望是濃厚的。他們并不滿足于平均主義的供給制度。因此，圣庫制度在實施中，便遇到愈來愈多的主客觀困難。它應該隨著情況的發展而作合理的改革，把這種起義初期的供結制度轉變成較為完善的財務制度，以適應新的需要。但是，沒有材料證明太平天國對此作出過重大修正，而是任其自流演變，最后終于被破壞和變質了。
實際上，破壞“圣庫制度”的，首先就是太平天國領導階目的封建特權思想和物質享受無度。定都天京后，洪秀全便自視力天下萬國之主，天京被稱作“小天堂”。洪秀全及其親信們大建宮室，窮極壯麗……雖有圣庫專管財物，但對諸王與高級官員卻沒有限制，這無疑是對圣庫制度原則的徹底破壞。這說明，在太平天國的高領導階層中，封建享受思想何其濃厚。例如在韋昌輝的眼里，圣庫何嘗還有平均平等的公庫原則，只不過是封建帝王的私財和任意支配的內庫而已！洪秀全雖然口頭上也講“節用而愛民”的道理，但進入大城市后，講享受與排場，揮霍公共財物的奢靡之風，象病疫一樣地滋長起來。
因此，太平天囯運動雖然是在中外反動勢力聯合絞殺之下失敗的，但作為太平天囯運動的最高領導人，洪秀全的一系列嚴重錯誤也是不可忽視的。洪秀全的錯誤主要在于：
第一，定都天京后，封建意識與日俱增，等級觀念、享樂思想尤其突出。洪秀全在天王府深居簡出，嚴重脫離將士群眾。在太平天囯革命政權向一個新的封建王朝政權蛻變的過程中，洪秀全起了特別惡劣的帶頭作用。思想作風上的質變，使其愈往后，則更多地像一個封建帝王。天京內訌就是領導集團內部這種封建思想發展的必然結果。
第二，太平天囯后期，為防大權旁落，洪秀全一反前期用人路線而“用人唯親”，形成一個排斥異姓的洪氏集團，使得后期政治日益腐敗，給太平天囯內部帶來致命危機。石達開是太平軍最優秀的統帥，所部又是太平軍精銳。他德才兼備，深得全體軍民擁戴，天京內訌之后，他是唯一能團結群眾輔佐洪秀全重振國勢的人選。然而，洪秀全猜忌他，用安、福二王挾制和排擠他。因此，石達開賭氣出走，致使太平天囯出現分裂局面。其后，陳玉成、李秀成打破江北大營、江南大營，京圍一解，洪秀全立刻大封王爵，根本不問才德、功勞，親戚、廣東同鄉或捐有錢糧者，都可以封王。封王人數竟達到兩千七百人以上，造成后期天國朝政混亂、吏治敗壞、軍事削弱的局面。
第三，洪秀全晚年，不僅思想狹隘保守，而且陷入了宗教迷信的可悲泥潭。致使太平天國內部政治思想混亂，大地削弱了太平天國內部軍民的意識形態基礎。
關于洪秀全的死，另有一說，主要來源于“李秀成自述”：
李秀成是后期太平天囯的主要將領，洪秀全去世時，他在天京主持天京保衛戰，對天王府的情況當有較確切的了解。滿清湘軍首領曾國藩刊刻的《李秀成自述》中，曾言及洪秀全之死：“天王斯時焦急，日日煩躁，即以四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其后半部分中說：“天王之自殺，更令全局混亂。”
太平天囯的主要戰略對手、湘軍首領曾國藩在同年農歷6月23日(公歷7月26日)的奏稿中說：“首逆洪秀全實系本年五月間，官軍猛攻時，服毒而死。”同年農歷7月7日又奏稱：“有偽宮婢者，系道州黃姓女子，即手埋逆尸者也，臣親加訊問，據供，洪秀全生前，經年不見臣僚，四月二十七日因官軍急攻，服毒身死，秘不發喪。而城里群賊，城外官兵，宣傳已遍，十余日始行宣布。”
根據上述資料，一些史家認為洪秀全系“服毒自殺”。例如學者郭廷以說洪秀全之死，“以服毒說為近真”；學者簡又文在《太平天國全史》中指出，洪秀全自殺是“事實”；學者羅爾綱在《太平天國史稿》中根據《李秀成自述》內容，也認為洪秀全“四月十九日服毒逝世”。
但也有的學者對“洪秀全自殺”之說有一定程度的懷疑，本書亦持待考證態度。很明顯，雖然當時清軍已對天京實現了戰術合圍，但太平天國仍有相當強大的勢力分散在長江流域的廣大地區，這一點洪秀全是十分清楚的；且就洪秀全一生推行的信仰學說來看，自殺非其主張與本愿。
洪秀全所著詩文及詔旨、文告等歷史文獻，多收入《太平天國》及《太平天國史料》等書籍之中。
本書按：
對于太平天國這個僅有十四年短壽的政權，在近現代歷史上一直存在著非常大的誹議，其“先進性”并沒有得到許多歷史學家的認同，因此，太平天國大多被認為是建立在欺壓人性基礎上的另一個殘暴的政權。而且，洪秀全本人也并不被諸多學者認為是真正理解基督教教義的，他所宣揚和制定的所有政策也都沒有得到過成功實施。甚至有一些學者更加傾向于認為其是一個農民暴力政權。
本書則認為，這些舒適地坐在文案前潑墨的史學家們，如果僅僅憑此來評述一個歷史人物，那么他們就是忘記了一個最最基本的歷史常識：革命就是暴力、就是殘暴，因為那根本就不是溫文爾雅的改革或改良！
革命，都是在千百萬血肉白骨上實現的，不流血、不殺人的政權更迭，在人類歷史上是從來沒有的，即便是號稱“和平圣徒”的莫罕達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其也是在數百萬貧民的尸骨上求得“印度獨立”的，其“和平獨立運動”的過程中，就有九萬四千余印度人民死于非命。
遠者不論，近觀咫尺：自武昌起義第一槍起，中華民國就是在六百三十萬烈士的累累尸骨上建立起來的，誰人敢說孫中山的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在兩千三百萬先烈的血肉堅冢上建立起來的，請問一聲：汝等又有誰人敢指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等人所締造的今天的中國的不是？他們的雙手都是滿沾被其無情消滅的人血的，而就是這些血腥，到目前還一直在滋養著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令諸君能無憂無慮、花前月下、燈紅酒綠、卿卿我我！
本書以為，對所有的革命失敗者進行諸如“殘暴無度”、“欺壓人性”一類的指斥，都是“成王敗寇”的老套無聊文筆。夏蟲不可與冬語，不在歷史論歷史，連“人性”的本質都沒搞清楚，盡只坐在血跡上斥責血腥，其筆下是否還具有歷史意義，倒是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