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8月，我由學校分配來國務院秘書廳工作。離校時，老師和同學們對我說了許多勉勵和羨慕的話：勉勵我到工作崗位后要好好工作，服從組織安排，聽領導的話；羨慕我在首腦機關工作，能經常見到黨和國家的領導同志，并能直接聆聽他們的教誨，學到在基層學不到的東西。對于這些話，有的我相信，有的我將信將疑。理由是，在首腦機關，我也只是個最普通、最基層的一般工作人員，那么容易見到黨和國家的領導同志?他們的講話傳達到我這一級，不知要經過多少道環節，將成為原則又原則的條文。我雖然是這樣想的，但仍希望老師和同學們的話能夠成為現實，因為這也是我的愿望。于是，我帶著這種理想進．了中南海，成為國務院機關直接和群眾打交道的一名信訪干部。

報到的第二天，我就到國務院人民來訪接待室上班。接待室的領導向我介紹了接待室的情況后，突出地強調了這項工作的重大意義：毛主席、周總理是非常重視信訪工作的；信訪工作在國家的政權建設和經濟建設中都曾發揮過重要作用；我們是代表國務院領導同志接待來訪群眾的，一言一行、影響都很大；信訪工作既是政治工作，又是群眾工作；等等。還說了一些我在學校中從來未聽說過的名詞，什么信訪工作是領導同志了解社會的“窗口”，是階級斗爭的“晴雨表”……。本來，“信訪”一詞就使我感到新奇，再加這些新名詞，又給它蒙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使我更感到茫然，這是什么性質的工作?

在該交代的話交代完后，領導指定一位老同志做我的老師。老師帶我在接待室看了一遍。這一看，我愕然了。接待室的環境，和我剛離開的綠樹成蔭、幽美寧靜的著名的高等學府是迥然不同的天地，反差太大了!

接待室只有40多平方米的小院子，且不規則。幾間破舊的接談室里坐滿了人，從不同的接談室里傳出不同的聲音：有的似高音喇叭，有的輕言慢語；有的高興歡笑，有的悲哀哭泣；還有的接待干部在講解政策，在開導，甚至批評；……。一間不大的候談室里到處是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有單身，也有拖兒帶女的；有衣著整齊的，也有衣衫襤褸的。他們的表情各異：有的坦然端坐，閉目養神；有的交頭接耳，比比劃劃；有的焦急不安，時坐時站；有的伏在登記室的窗口，和值班人員攀談。各種聲浪交織在一起，聽不清誰在講什么。再向里走，酸的、辣的分不清是什么氣味，一齊撲鼻而來。這就是我要長期工作的地方!這些人就是我的工作對象!這就是“窗口”和“晴雨表”?這就叫“信訪”!一個疑團接著一個疑團從我的心坎里冒出來。

幾天后，我和接待室的20多位同志都已熟悉了，就坦誠地向他們擺出了我的疑團，以求得到滿意的解答。我的問題有：怎么會有這么多的人來京上訪?他們的事情在當地解決不了嗎?有無道理?我從不同同志的解答中，得出這樣的結論：這些問題比較復雜，簡單幾句話解釋不清；每個人的情況不一樣，各地對待信訪工作的態度也不一樣，不能一概而論。這些解釋我可以理解，也比較符合實際，但我的更大疑團是：這么多人來找周總理，總理知道嗎?我們將大部分來訪人介紹到中央有關部門和地方政府去處理，總理同意嗎?他們的回答是肯定的，還舉了許多例子證明毛主席、周總理是如何重視和關心信訪工作的。通過這些解釋，使我對信訪工作的重要性有了抽象的、原則的了解。至于說，這種處理辦法是否符合中央的規定，中央有哪些規定，總理是怎么指示的?我一無所知。為了具體了解這個情況，我翻閱了有關信訪工作的歷史資料，其中有領導同志的講話，有批示，有文件，有規章制度，有工作總結等，從而使我了解信訪工作的過去，開始涉足于過去從未接觸過的、神秘的新領域。

1949年3月，黨中央從西柏坡遷來北京，就收到人民來信，并有人來訪。盡管毛主席和周恩來同志為徹底消滅蔣家王朝、創建新政權而日夜操勞，每天還是閱批了大量的人民來信。不久，成立了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專門處理人民來信來訪。隨著新中國的誕生，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級國家政權機關相繼成立，信訪量逐漸增多，如何做好信訪工作，黟為亟待解決的迫切問題。就在這個時候，猶如久旱逢甘露，毛主席對信訪工作作了兩個批示，并以中央文件發給全黨，即1950年11月的批示和1951年5月16日“必須重視人民的通信”的著名批示。l951年6月，周總理又主持制定了我國第一部有關信訪工作的行政法規——《政務院關于處理人民來信和接見人民工作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決定》總結并肯定了建國一年多來各地處理信訪工作的經驗，也批評了一些地方的不正確態度，明確了今后的任務，作出了6條具體規定。從此，處理信訪工作有法可依，我國的信訪工作走上了正規化、規范化、制度化的軌道。《決定》公布后，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如，有的來訪人對我接待人員說：“過去有問題不敢找政府，自從在報紙上看到《決定》后，才敢來找!”各級政府依據《決定》的精神，都先后制定了處理信訪工作的有關規定，推動了信訪工作的發展。

看到這些事實，我才恍然大悟，建國才一年多，毛主席、周總理就為信訪工作設計了一個科學的藍圖。這個藍圖，包括信訪工作的性質，指導思想與分工原則，機構的設置，手續制度，以及領導同志的責任等，為我們今天的信訪工作奠定了基礎。

為了對這段歷史求得進一步的了解，我繼續沿著紀年的順序，由遠及近，詳盡地翻閱了信訪工作的歷史資料，發現有一個共同的精神貫穿在各個歷史階段，那就是徹底的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和領導同志以身作則處理信訪問題的重要作用。毛主席的兩個批示和周總理制定的《決定》，就是這種精神的最好的體現。

毛主席在批示中強調了領導同志要親自處理信訪工作。周總理制定的《決定》更為具體地闡述了這一精神：我們各級工作人員不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是人民的公仆，必須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接受人民的監督；各級領導同志親自處理信訪工作，是做好信訪工作的關鍵。就在《決定》頒布3周年的時候，即1954年6月24日，董必武同志主持政務院第219次政務會議，討論了信訪工作，總結中央一級政府機關3年來執行《決定》的情況，并作出決議。在發給各單位的總結提綱中特別強調了要總結本單位領導同志是否重視信訪工作。中央一級政府機關信訪工作總結稿中也突出地寫了這方面的內容。該稿幾經修改，形成了國務院文件草稿，提交第一次全國信訪工作會議討論、通過。這個文件就是1957年11月19日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名義發布的《國務院關于加強處理人民來信和接見人民來訪工作的指示》(以下簡稱《指示》)，第一次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委員會，中央各部門以及其他各級國家機關，“都必須有一個領導人親自掌管機關的處理人民來信和接見人民來訪工作”。掌管信訪工作的領導人要親自閱批人民來信，接待人民來訪，并對所屬單位的信訪工作進行監督和指導；機關其他領導人，也都要抽出時間，批辦一定數量的人民來信，接待一些來訪群眾，經常關心信訪工作。周總理在《指示》中特別強調，領導人的重視是“做好信訪工作的關鍵”。由此可見，從《決定》到《指示》，對領導同志的要求更嚴格，更高，更具體，更符合人民群眾的愿望。

從這以后，中央各機關，省、地、縣各級黨委和人民政府及其所屬部門，都明確有一位領導人掌管信訪工作，并于同年底，將掌管信訪工作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政領導，和中央各部門的負責同志的名單，分別報送黨中央和國務院。以后，每隔幾年，中央和國務院都要提醒各地、各部門：凡掌管信訪工作的領導人有變動的，應重新明確，并報中央和國務院。直到現在，各級黨政機關仍然執行周總理的這條指示。在正式發布《指示》之前，即1957年11月15日上午，周總理主持國務院第62次會議，在討論、通過《指示》時宣布：“國務院的處理人民來信和接待人民來訪工作由曾一凡副秘書長掌管。”同時又明確：“總理、副總理和秘書長也要親自批辦一部分群眾來信和接見一些來訪群眾。”周總理是這樣指示的，也是這樣做的。總理、副總理、秘書長和秘書廳主任，每年都要閱批一、二千件人民來信和來訪接見報告。l957年初，曾實行國務院秘書長、國務院秘書廳主任以及處長定期到接待室接待來訪群眾的制度。

從周總理制定的《決定》和《指示》中我找到了答案：我們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是按統一的政策和規定辦事的，所以，處理問題要靠各級黨委和政府，必須將信訪案件按其性質，轉交中央有關單位和地方政府去處理。為了保證這個原則能夠實現，在兩個文件中又先后提出了“歸口”和“分工”的辦法，就是現在實行的“分級負責，歸口辦理”原則的雛形。

1957年，毛主席提出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成為分析、處理信訪問題的理論依據和指導思想，使信訪工作的方向更加明確。從1957年下半年開始，由于種種原因，人民來信來訪數量減少了許多，因此，有的機關放松了信訪工作，壓誤信件的事情時有發生。中央及時察覺這一嚴重問題，采取措施，予以糾正。劉少奇同志要中央起草個關于加強信訪工作的通知，并于l961年1月，針對通知草稿中的問題，作了長篇講話，強調從中央就要重視信訪工作，甚至說：“現在看各部委的報告，還不如看人民來信來得實在。”周總理也多次給予指示。1962年3月27日，他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非常尖銳地指出：“國務院有些部門，有些地方的人民政府，不重視人民群眾經過來信、來訪和其他方式提出的意見和批評，對人民群眾的權利尊重不夠。”又說：“任何干部都不允許侵犯群眾的利益，侵犯群眾的民主權利。”之后，國務院和國務院秘書廳又連續發出通知、規定，1963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頒發了《關于加強人民來信來訪工作的通知》，都強調了信訪工作，各地根據文件的要求，加強了領導，充實了信訪隊伍。

當我了解到建國10多年來，毛主席、周總理確確實實把信訪工作擺到黨中央、國務院議事日程上的時候，我才真正理解“信訪工作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句話的深刻含義。從此，我從思想上認識到了信訪工作的重要性，并與之結下了不解之緣!

我做接待工作不久，國務院秘書廳考慮到當時的接待室已不適應來訪人增多的需要，決定重新選址。起初，即l965年6月，將國務院人民來訪接待室由國務院西門外(即府右街27號)遷到德勝門外，并和中央辦公廳、人大常委辦公廳以及來訪人較多的20多個部委的信訪部門集中在一起辦公，組成了“中央機關人民來訪聯合接待室”。這個接待室有前后兩個大院，前院是辦公室和接談室，并有一個寬敞高大的候談大廳；后院是來訪人食、宿的地方，可同時容納500人住宿，由北京市民政局管。這樣，群眾談問題、住宿都很方便，也改善了我們的辦公條件。但這個地方偏于城北，離火車站較遠，來訪群眾下車后，要穿越北京城區，才能到接待室，也有不方便之處。當時，周總理指示，接待室應設在方便群眾的地方，讓群眾容易找；群眾出入接待室要方便，談問題也要方便。后來，決定在陶然亭公園東邊的太平街甲八號，重建規模較大的聯合接待室，將更多部門的接待機關集中在那里聯合辦公，接待來訪人。同時，北京市民政局籌建一個接待來訪人住宿的地方。新的聯合接待室緊靠永定門火車站，離北京站也不遠，來訪人進出北京都很方便。

新的聯合接待室籌建于“文革”前，建成于“文革”中。它傾注了周總理的心血。如，籌建接待室的當年，中央機關僅有幾百萬元的修繕費，周總理從中撥出100多萬元建接待室。這件事充分體現了他老人家把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處處為人民群眾著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高尚品德和情操。這是我到國務院秘書廳工作后，初次直接接觸到周總理對來訪群眾關心、對接待工作關心的具體事例。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除學生串連外，職工來訪量也大為增加。為了接待不同類型的來訪人，根據周總理的指示，國務院先后設立了幾個接待室(站)。如，北京市西城區西安門大街22號(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院內)接待站，主要是接待串連的學生；西城區兵馬司接待站(即地質部招待所院內)，主要是接待反映“文革”中問題的來訪職工。除德勝門外中央機關聯合接待室掛牌外，其余均不掛牌。l966年10月，中央機關聯合接待室被來訪人組織的“紅旗軍”沖擊不能辦公改為紅衛兵接待站后，又于l966年12月1日，在月壇中學成立接待室，也沒有掛牌子。周總理召集有關方面負責同志研究接待工作，聽說接待站為自己方便不掛牌子，非常嚴肅地指出：你們是接待群眾的，還怕人來找?為人民服務，為什么要把牌子收起來?就是要方便群眾。不久，各接待室合并，于1967年1月1日成立中央辦公廳、國務院秘書廳“文化大革命”聯合接待室，辦公地址在天安門勞動人民文化宮內，這個時候就掛出了牌子，使有問題要反映的群眾很容易找到接待室。后來，搬到太平街甲八號辦公，直到現在都掛牌子。這件事說明，周總理最了解群眾，最關心群眾，與群眾心心相連、息息相關，處處為群眾著想，事事為群眾提供方便!周總理重視信訪工作，閱批了大量的信訪案件，其中有國內來信，也有國外來信；有工農商學兵、干部、科研人員、藝術家的來信，有孤兒的來信，也有戰犯的來信。從內容看，涉及到政權建設、生產建設、人民生活、社會治安、科技、教育、衛生等諸多方面的問題。許多問題在周總理批示后得到了解決，或制定政策成批解決。同時，通過這些批示，也教給我們處理信訪工作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和工作方法。

(一)周總理要求高度重視信訪工作。“茲事體大”，必須認真受理，否則，就“有虧職守”。在處理信訪案件中，必須貫徹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將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對待任何人，即使是犯錯誤的人，都要以教育為主，貫徹給出路的政策。只有這樣，社會才能安定，人心才能穩定，人民政權才能鞏固，經濟建設才有成效。那種“不教而誅之”，動輒開除是“丟包袱”，是躲懶的辦法，不符合我黨的優良傳統，必須堅決反對和整頓。如，重慶某礦一工人因病不能上班被開除，來京上訪。l972年8月1日周總理批示：“如屬實，對這類長年礦工病了，應予退休工資或救濟，不應開除。”還讓國務院業務組負責同志告公安部核實辦理。七十年代，廣東一些地方對偷渡外逃人員及其家屬實行監禁、打罵和罰款等錯誤做法。我們登了《信訪簡報》后，周總理于1973年9月23日批示：“這些辦法是很不妥，很錯誤的。我黨我軍優良傳統，是不打罵逃兵。對抓回外逃人員及其家屬必須進行教育，不許虐待。”要廣東省和公安部對這種錯誤做法“好好整頓一下”。對于犯有一般性錯誤的，如男女作風問題等，有些單位采用開除的辦法，簡單處理了事。周總理嚴肅地批評這種處分“未免太重”，是“丟包袱”。周總理對處理人的事看得很深、很遠，一針見血地指出：不經教育，不給出路是不對的，“如何使人不鬧事!?”周總理的這些指示，是處理信訪問題乃至一切問題的出發點和歸宿。

(二)對信訪案件的處理，周總理要求“務必合乎政策，件件落實”。就是說，對群眾的要求，要用政策衡量，符合政策的要求，就要滿足，而且是要件件落實。這是處理問題的大原則。在具體案件的處理上，周總理要求要“一桿子到底”，就是說，各級組織要上下配合，共同努力解決群眾的實際困難。上級機關除處理好自己受理的信訪案件外，還“必須追究基層落實情況”。案件落實的標準，是解決群眾的實際困難和冤屈，滿足合理要求，“務使受害者或有問題不得解決者來信證明得到解決為止，這才是徹底地為人民服務。”

(三)周總理還提出整套的處理信訪案件的方法。這些方法是科學的、有效的。l957年11月19日，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名義發布的《國務院關于加強處理人民來信和接待人民來訪工作的指示》中，提出了六個方面的處理辦法，其中第四條“集中整理群眾提出的意見，編寫簡報，送領導人和各有關機關參考”，是周總理在送審稿上親筆加上的。這一條既是工作方法，也是賦予信訪部門的一個重要任務。信訪部門有責任匯集群眾的意見，并對群眾的意見進行系統的研究，綜合整理，寫成簡報上送，供領導同志和領導機關決策時參考。我們向領導同志反映群眾要求的方式很多，其中常用的一種是人民來信摘報。周總理對如何搞好人民來信摘報提出了許多意見和要求，其中有：人民來信摘報要有標題，標題就是摘報的要點，便于領導作批示；摘報所附的人民來信不清楚的要打印。如何保護檢舉人，周總理教我們在轉辦舉報信時“不許將揭發人的姓名下達”，以免受到打擊報復。

周總理教我們做信訪工作的方法很多，在這里只介紹這三種。

凡是在周總理身邊工作過的人都知道，也都受益于他老人家的嚴謹的工作作風。周總理對任何事情都很嚴格，如果發現錯誤，立即糾正，絕不放過，但又十分體貼和愛護工作人員，告訴他們怎么做才是對的。對于我們報送的人民來信摘報，他老人家也和看其他文件一樣，仔細認真地閱讀，對錯別字、不通的語句、表述不確切的詞，都要改過來，連標點符號也不放過。為了避免出現差錯，我們上報的材料，一般都實行“兩校制”，有時是“三校”，就是這樣，也難免會出現錯誤。l967年2月，有一件人民來信摘報比較急，校對不細就上送了。周總理發現摘報中將一群眾組織名稱寫錯，立即改正，并讓身邊的工作同志轉告信訪室的同志，××市的一個群眾組織叫“狂人公社”，不是“犯人公社”。這件事對我們觸動很大，一方面感到工作未做好，給總理增加了麻煩，有些不安；另一方面，也深深地感到總理對工作極端負責，有驚人的記憶力。當時，全國群眾組織那么多，對這樣一個群眾組織的名字他都記得這么清楚。

周總理對信訪工作關心，對信訪干部也同樣關心。他在很多場合都說過，信訪干部辛苦，工作累，要關心他們。人民來訪接待室，就是在周總理關懷下得到改善的。現在我介紹一件具體的小事，說明周總理時刻想著信訪干部。

1975年周總理病重的消息傳出后，河南省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人民公社的一位插隊知青，用勞動掙來的錢買了蘋果，給周總理寄來一包，并寫來一封信，表達他對總理的敬仰，對總理健康的關心。對這件事，周總理親自作了交代，從他的工資中拿出錢寄給這位知識青年，作為蘋果錢，并以鄧穎超同志的名義給這位知青復信，表達謝意。還特意說：信訪室的同志很辛苦，把這包蘋果送給他們。我們信訪室每人都分到一只蘋果。我這只蘋果拿回家后一直未吃，等我的孩子和親戚來時，大家共享。他們聽說是周總理送的，都高興地跳起來；而我當時的心情是沉重的，手中拿著蘋果，心里默默地祝愿他老人家早日康復!

星移斗轉，敬愛的周總理離開我們已經15年了。15年前，他老人家教我們做信訪工作的生動事例很多，上面記述的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以表達我對他老人家的深切懷念。我見到他老人家時的情景，至今還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中：無論是在國務院小禮堂，還是在中南海海邊，他都以機關的普通一員出現在我們中間；無論是在天安門城樓，還是國務會議廳闡述國家的大政方針，都顯示出他那運籌帷幄、高瞻遠矚的雄才大略；無論是在紅衛兵大會上還是接見群眾代表的小會上深入淺出地講解毛澤東思想和黨的政策，都表現出他那種卓越的政治家的風度。這一件件往事，猶如發生在昨日，使我終生難忘!每當我們信訪工作前進一步，都想到了毛主席、周總理為我們確立的指導思想和設計的藍圖。我們只有做好本職工作，才能告慰他們的在天之靈!

(本文作者系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信訪局處長)

作者：114.238.33.*   回復：0   發表時間：2010-04-14 15:4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