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我們在北京98中學校上了1年半中學，我們響應毛主席的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報名上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當時我們班有47人，分配去黑龍江的有30多人，其他的同學分到了內蒙兵團。1969年8月20日，我們離開了北京，22日來北大荒。當時是副指導員沈學明接的我們，到了連隊放下行李，指導員給我們領到了大食堂，看到黃白色的米飯，當時想：這里的伙食還不錯嗎！第一頓飯吃雞蛋炒米飯，走近一看哪是蛋炒飯呀，原來是大渣子和大米蒸的二米飯。吃完飯，把我們帶到了宿舍,男生在我們隔壁。晚上我還找燈繩呢，根本就沒有電燈，是煤油燈。天黑了，我們都開始想家了，集體哭了起來。一會兒，男生宿舍也傳來了哭聲。

休息之后，指導員說給我們辦學習班，聽梁永紅打火的英雄事跡。可是，我們的心都很浮躁，根本就學不下去。第二天，我們就去找同學了。我們班共分了三個連隊，還有12連和6連，我們一商量，去了是12連。到了12連，見到同學就抱頭痛哭，呆了一會，又手拉手穿過草甸子，一起向6連走去，足足走了三、四十里路，也不知道累。到了六連，還是抱頭痛哭，影響六連的同學沒法學習，他們指導員給我們指導員打電話，狠狠的批評了我們幾句，勸我們回去了。我們還差點走近大醬缸，幸虧一個老鄉給我們指路，才沒出事。現在想想，當時真不聽話，膽還挺大。

我們都分在了農工班。第一天工作就是脫土坯，老職工徐迷糊說我：你干的了嗎？我一看他那樣子，嚇了一大跳。我害怕他，要求把我調開了

秋收到了，大豆熟了，我們開始割大豆。看著一眼望不到頭兒的大豆，心里真高興，一垅地就是一畝，割起來也不怕累，彎腰割累了就跪著割，褲子也磨破了，手也起了繭子。看著別人干勁十足，自己也不甘心落后。當時我們沒有怨天憂人，很單純，很樂觀。在農工班干了3個月后，連長找我談話，調我到學校去當老師，當時我覺得自己文化水平比較低，怕聲任不了這項工作。孫殿亮給我做工作，就這樣進了學校。那時，學校就有20來個學生，幾個老師有孫殿亮、張金炳、譚玉蘭和董振媛。剛到學校，孫殿亮給學生介紹說：咱們學校來了一個新老師，姓刁，叫刁根東。當時，有一個同學說：“刁小三，刁德一。”我一聽，就哭了，說什么也不肯當老師，后經校長做工作我才答應下來。那時，我教一年級，高年級也就五、六個學生一個班，兩個班在一個教室上課。我們在老房子上課，小小的土坯房非常簡陋。我們班有王大勇、范林鳳、門愛平、周春梅、柴寶貴、張慧英、熊輝、張建新、秦國富、歐繼連、牟紅秀、張香蘭、高愛珍等。開始，我教一、二年級，后來學生越來越多，學校也不斷擴大，由老房子搬到了磚瓦房，老師也不斷增加，學校逐漸走向正規。后來，我只交一年級，老接新生。那時包班，什么都教：語文，數學，體育，圖畫，音樂，都一個人教。我唱歌不太好，教音樂時，我把窗戶都關上，生怕別人聽見。天氣很冷，孩子們的手凍壞了，我就到地里摘茄子桿、辣椒干煮水給孩子們泡手，經常送他們回家。那時，就想兢兢業業的當個好老師。學校在禮堂排《紅燈記》、《智取威虎山》等樣板戲，我都快凍哭了，當時是真冷呀，還要堅持和學生們一起排練、做道具、做演出服裝等，我們的樣板戲演的還不錯。

文革期間，我們班有個小學生爸爸在勞改（叫什么名字我想不起來了），是個男孩子，他沒有媽媽，沒人管，長了一身的虱子，衣服也沒人給換，很臟。我就把他接到宿舍，給他換洗，其他老師也來幫忙，他在我們宿舍住了一個月。

有一年，學校派我到團部學習，學習完后正好趕上鬧災，搶收泡在水里的大豆，我正好沒安排班，就參加了搶收大豆的戰斗。早上穿著帯冰喳的褲子下地，晚上穿著濕褲子下班。我身體又不太好，經不起折騰，就病倒了，得了風濕病，后來住進了醫院。老師們經常去看我，對我無微不致的關心，尤其是郭蘇世，像個大姐姐似的。出院后，我回北京養病，在北京一住就是一年。回來后，張金炳就不讓我當老師了。那時，連里就我干一些雜活兒，干了幾個月，又調我去托兒所工作。當時，托兒所只有幾個家屬，有謝家玉、王大娘、老高家的小何。大一點的孩子沒人教文化，我就擔負起了托兒所的工作，教點兒歌，帶他們玩，喂他們吃飯，我很耐心的。那時，我們十五連的托兒所在團里也屬于先進的。1978年，我返回北京。當時孩子們送我時的情景至今留在在我腦海里。

總之，那幾年在連隊和孩子們打交道，和他們有了深厚的感情。現在，他們都已是成年人了，也都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前幾年，先后有張東升、熊炎、艾虎、門惠民、鐘照海、鐘照明、王大勇、范林鳳等來北京看望我，真是太親切了。

作者：121.234.212.*   回復：0   發表時間：2010-08-03 05:2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