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參戰目標(1)

　　繼對德提出最初抗議之后，中國的對德政策日益明確。1917年3月14日，北京政府宣稱"此次歐戰，我國嚴守中立……此為尊崇公法，保護人民生命財產計，自今日始與德國斷絕現有之外交關系"。 如果段祺瑞政府能妥善地處理國內政治，那么中國也許就可以立即參戰；但是，中國因參戰政策的意見分歧又導致為時數月的政治混亂，此后中國才在8月14日實現對德奧宣戰（段氏參戰政策的國內因素將在第六章詳細討論）。有趣的是，這次宣戰正值有德國在內的八國聯軍在義和團運動期間侵入北京的第18周年。尤其巧合的是德國竟然是八國聯軍的罪魁禍首。在宣戰書中，中國大總統向德國和世界宣稱：

　　我中華民國政府所希冀者和平，所尊重者公法，所保護者，我本國人民之生命財產……公法之莊嚴，不能自我失之，國際之地位，不能自我絕之，世界友邦之平和幸福，更不能自我而遲悟之。所愿舉國人民奮發淬厲，固屢堅貞，為我中華民國系此悠久無疆之國命而光大之，以立于國際團體之中，共享其樂利也。

　　人們不可以把這些冠冕堂皇的宣言僅僅視為空言了事。鑒于中國長期遭受帝國主義的壓迫，我們很容易理解為何中國要迫切執行一項可以使自己與其它國家享有平等地位的外交政策。中國真心渴望世界新秩序，并愿意與美國一起實現這個世界新秩序。為了實現列席戰后和平會議的愿望，中國還創造機會參與創建一個世界新秩序，這個世界新秩序將以國家平等和正義戰勝強權為基礎。

　　通過仔細閱讀中國對德抗議照會和宣戰書，人們可以發現中國新式外交具有的幾個重要特性。比如，中國在對德照會書中的所有立論都根據國際法進行闡述。[164] 盡管中國的國力虛弱，但是中國立志要加入并改變國際社會，最重要的，中國的宏偉計劃是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機加入一個公平的國際體系，而對公眾輿論和國際法的借助使中國最有可能來達到所追求的目標。

　　一個以國際法為基礎的世界新秩序將有利于中國的國家利益。1918年11月2日，顧維鈞在紐約自由圣壇（Altar of Liberty）的獻辭里就解釋了中國與世界新秩序之間的密切關聯。顧維鈞告訴聽眾說，中國之所以參戰是出于對這次世界大戰的極度關心。從1897年以來，德國就一直在中國的山東省實行野蠻的殖民統治。人們仍然記得1900年八國聯軍在中國的暴行就是德國軍國主義殘酷性的典型體現。但是中國宣戰并不是出于對德國的報復。就德國在比利時以及公海的種種暴行而論，中國清楚地看出如果德國人贏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那么世界人民將會面臨怎樣的災難。 中國參戰政策制訂的主要參與者之一梁啟超對此也有精辟的論述。他說"遠東和平因德國占領膠州而遭到破壞。這次事件標志著德國對國際法進行公然的蔑視邁出了第一步。為了人類的幸福以及中國過去所遭遇的種種不幸，中國自然當仁不讓地出面懲罰這樣一個膽敢蔑視國際法的國家。" 中國國際法專家刁敏謙(Tyau Min chien)博士也呼喚國際正義，他寫到"歷史上發生的種種不公平事件、不平等行為以及諸多違反常理的事情務必都要被鏟除掉，并代之以理性為基礎的平等互惠的國際交往。"為了促使這一目標的實現，中國必須參戰。 甚至一些外文報刊也在一定程度上贊賞中國新式外交的參戰目標。比如《曼徹斯特前衛報》（Manchester Guardian）在1917年的晚春刊登的一篇文章就認為，中國"通過各種渠道"而實現參戰的目的就是確保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并使"中國比在近代史上任何時期都能與國際社會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顯然，中國參戰是為了提高自身國際地位，并根據國際法打破以往的外交孤立狀態。與1900年對列強的宣戰不同，[165]中國在1917年對德奧宣戰是一次理性的慎重的外交抉擇。如果晚清政府在義和團運動期間對列強的宣戰是源于仇外、盲動和野蠻，那么中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對德奧宣戰則是進步的、具有國際視野的，并且是出于對國家利益和國家命運的慎重考慮，其立論也是從國際法的觀點著眼。 陳友仁在北京英文《京報》（The Peking Gazette）上撰文說，"參戰政策的提出，就任何意義而言，都是年輕的知識分子群體對年老的官僚派的勝利，迄今為止，這些年老的官僚所一貫奉行的放任而軟弱的外交政策已經使中國付出慘重的代價。" 甚至中國共產黨的兩位創始人陳獨秀和李大釗，也支持中國參戰。李大釗說中國對德抗議，"此等表示實為我國數十年來于外交歷史上特放一線曙光也。" 他鼓勵北京政府即刻采取參戰行動，并號召全

作者：222.184.28.*   回復：0   發表時間：2009-05-24 15:2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