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處中東路事件

中東路，全名中國東省鐵路，干線西起滿洲以西國界，與蘇俄的西伯利亞鐵路接軌，經哈爾濱東至綏芬河，全長1484公里。支線由哈爾濱到長春，約241公里。該路由中俄合辦，1897年動工修筑，1903年全線通車，實際上一直由沙俄控制。

十月革命后，蘇俄政府于1919年7月25日發表第一次對華宣言，明確宣布“愿將中東鐵路及帝俄政府奪取的一切礦場、林場、產金地和其他租讓企業完全無償交給中國人民。”但在1920年9月27日發表的第二次對華宣言中，由無償交還倒退到中蘇共管中
東鐵路。1923年10月，王正廷代表北京政府與蘇俄代表加拉罕談判中蘇懸案時，中東鐵路權力歸屬是雙方爭執最激烈的問題，最后達成的妥協是蘇方允諾中東鐵路由中國備款贖回，在未贖回以前，由兩國共管。具體方式是：中蘇雙方各派5人，組成中東鐵路理事會，為決議機構，由中方任理事長，蘇方任副理事長，所有一切決定須得6人以上同意，方有執行效力；由理事長委派鐵路局長為執行機構，設正局長1人，由蘇方擔任，副局長2人，中蘇各1人；局下面的處長、副處長等干部，按中蘇雙方平等分配原則任用；理事會商議路務不能解決時，呈報兩國政府協商解決。王正廷與加拉罕簽署中蘇協定不久，蘇俄政府不顧北京政府一再反對，與東北的奉張政權又另行簽訂了“奉天協定”，重新獲得了對中東鐵路的實際控制權。其中最關鍵的一條，是雙方一致同意將舊俄委派的官員撤職時，沒有同時撤銷舊俄時期訂立的臨時章程，致使蘇方局長依據該章程攫取了相當大的權力。在奉張政權依協定接管鐵路警務、司法等權力時，又漏掉了不少涉及主權的項目，其中鐵路沿線設置的電信局，竟在蘇籍局長操作下發展成為辦理國際通用業務的公用事業，嚴重侵害了中國的電信主權。由于當時東北的奉張政權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以及南京政府成立初期，具有相當的獨立性，所以中央政府沒法加以改變，中東路尚能相安無事。
中東路事件，起因于1929年3月1日。時任中東路督辦兼理事長的呂榮寰，奉哈爾濱特區行政長官張景惠之命，向蘇方副理事長齊爾金提出一個交涉案，要點是恢復中國對中東鐵路的立法監督權和交通管理權。張景惠為什么要下這個命令？原來張景惠手下辦理對俄外交的特區教育廳長張國忱和中東路中方理事鄒尚友、李紹慶等人，全部畢業于帝俄在哈爾濱舉辦的俄文商業學校，對沙俄抱有特殊的好感。張國忱用了一個白俄將軍托瑪舍夫斯基為顧問，這位白俄將軍向張建議：“蘇聯有大饑荒，人民奄奄待斃，歐美各國對蘇也有仇恨，倘若此刻對蘇發難，共產黨必定倒臺。中國若能趁這個機會將中東路主權一舉收回，不但蘇聯此刻無力進行反抗，就是世界列強也必雙手高舉，贊成中國的行動。”張國忱等人便將此計呈獻張景惠。張景惠庸碌無能，利害不清，竟依計而行。呂榮寰的提案，遭到蘇方斷然拒絕。其后，中方又提出最低限度的折衷方案，仍為蘇方拒絕。

5月27日，張國忱、鄒尚友等借口第三國際執委會在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內集會，帶領哈爾濱特警及白俄人員強行入內搜查，當場抄走文件、書籍及其他物品兩車，并拘捕蘇聯駐沈陽總領事庫茲涅佐夫、駐哈爾濱領事梅里尼可夫及館員等39人。中東路蘇方副理事長齊爾金向東省行政長官公署提出強烈抗議，張景惠借口齊爾金不是外交官，斷然拒絕。3天后，蘇聯代理外長加拉罕照會南京政府，抗議哈爾濱當局搜查駐哈領事館，要求立即釋放一切被捕人員，送還查抄信札及其他物品，并稱將取消莫斯科中國使館與在蘇各中國領館所享之治外法權。王正廷接到蘇聯政府的抗議照會，暗暗叫苦。按照他處理東北外交“三國志”的主張，夾在蘇聯和日本兩大勢力之間的中國，應當以聯蘇抗日為上策，即使政府“反共”已成國策，也決不能發展到“反蘇”，何以“少帥”孟浪如此！其實，此事系張景惠獨斷專行，“少帥”也是事后才知道。

沈陽奉系元老和帥府幕僚，對解決此事，有兩種意見：一是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外交機要處主任王家楨等人認為，這是東抗孫權、北拒曹操，在蹈關羽走麥城的覆轍，這一見解恰與王正廷相合，吉林長官張作相亦力主慎重。二是張景惠、張國忱、呂榮寰則要求張學良立即強制接收中東鐵路，他們援引那個白俄顧問托瑪舍夫斯基的分析，斷言蘇聯一定不會抵抗。強制收回中東路是否會引起中蘇開戰？一旦打起來能否得到全國支持？張學良心中無底，于是發電向南京試探。

　　蔣介石接報暗喜，因為他剛剛部署好討伐馮玉祥的戰爭，先驅部隊已經開拔，舉足輕重的張學良，對蔣馮戰爭表示“中立”態度，蔣介石為了拉住張學良，希望激化奉蘇關系，使張學良不得不依靠中央。于是，立即命秘書擬定復電，支持張學良對蘇聯采取強硬態度。

王正廷對解決查抄哈爾濱蘇聯領事館事件已有腹案，大致是：反赤以境內為限，力求中蘇邦交如故，至于撤退外蒙蘇軍、交還中東鐵路等懸案，應根據民國十三年（1924年）簽署的大綱，通過兩國政府召開會議解決。正要準備向蔣介石請示，不料蔣介石回復張學良的電文搶先送到了案頭，一看之下，大吃一驚：蔣介石竟把討馮與拒俄掛在一起，中蘇關系惡化成為不可避免。

張學良對蔣介石的電令立即貫徹，命令張作相、萬福麟注意邊防，松花江、黑龍江江防第三艦隊派船赴三江口駐扎，另調丁超、刑士奎兩旅各一團赴吉邊、綏遠駐防，中蘇邊境空氣驟然緊張。6月22日，東北軍步、騎、炮兵共7個旅進駐滿洲里一帶，做好了必要時以武力收回中東路的準備。同時，派張國忱赴南京報告，并派吉林交涉員鐘輯五將從哈爾濱蘇領館中所抄獲的蘇聯向東北輸出赤化的各種證據送到南京外交部。王正廷聽了張國忱的匯報，看了鐘輯五送來的材料，又回憶起過去在北京與加拉罕為外蒙撤兵和中東路問題的一場場舌戰，思想逐漸起了變化，但權衡利弊，舉棋不定。為慎重起見，命周龍光、朱紹陽與張國忱、鐘輯五進行深入研究。兩天后，聽取周龍光匯報，決心傾向以強硬態度收回中東路主權。7月10日，王正廷偕駐蘇代辦朱紹陽到北平，向正在北平公干的蔣介石請示機宜。張學良奉蔣電召，已于7月7日到達北平，蔣表示堅決支持張學良收回中東路主權，并電令沈陽當局先從速收回中東路附設的電信機關。同一天，東北電政監督蔣斌到達哈爾濱。張景惠聞令即動，馬上在哈爾濱召開會議，決定對中東路問題采取行動。7月9日，張學良回東北主持接收中東路。待7月10日王正廷趕到北平，對蘇決策已成定局。蔣介石召開了有閻錫山、張學良、王正廷出席的會議，商量了東北采取斷然行動后南京外交部應取政策等問題。

1929年7月10日，收回中東路的行動正式開始。上午，哈爾濱電話局長沈家楨奉東北電政監督蔣斌之命，首先率員接收中東鐵路電信機關，接著，張景惠下令查封蘇聯貿易局、煤油局、商船局、商業聯合會，解散各職工會。與此同時，中東鐵路督辦呂榮寰奉命下令：自本日起，路局以局長名義發布之各項命令，皆應由華籍副局長簽字，否則不生效力；車務、機務、財務等各業務部門干部雙方平均用人，并用中英文字。附帶聲明：此前以此提案同蘇方交涉，遭到無理拒絕，不得已而遵照政府命令，設法維護中方利益，希望蘇方諒解中方苦衷，不加阻礙。呂榮寰下令暫停抗不遵命的蘇方副理事長齊爾金和局長葉穆善諾夫的職務，由華籍副局長范其光暫行代理局長職務。同時，派員搜查并逮捕蘇籍人員200余人，旋又將包括葉穆善諾夫在內的60余名蘇籍高級職員驅逐出境。據說葉氏在押解回國途中，尚建議一切可以商量，并表示愿意讓四個處長名額給中國人，遭到張國忱等人的拒絕。

中東路事件迅速引起各方注意。7月12日王正廷在北平舉行記者招待會，宣稱收回中東路已預先知道，并謂俄人常利用電信機關宣傳共產，故首先接收電信機關。同一天，哈爾濱蘇領館函告呂榮寰，稱蘇聯政府已派交通次長謝列布良闊夫來華談判，希望和平解決。14日，中國駐蘇代辦夏維崧拍電報向南京轉達蘇聯政府于13日致國民政府的照會，聲明愿以和平談判解決中東路問題，并提出三項建議：①從速召開會議，解決中東路一切問題；②中國方面應立即取消對該路之專制行動；③從速釋放被拘捕之蘇聯人員，停止排蘇行動。照會警告中國須顧及拒絕此項提議所產生的不良后果，限三天之內給予答復。

蔣介石接到來電，立即召胡漢民、戴季陶、孫科等會商對策，認定東北當局對中東路問題采取斷然行動，是東三省外交聽命中央的表現。第二天，蔣介石在紀念周上報告赴北平經過，談及此事，說：“過去和現在蘇俄是我們主義上最大的一個目標，所以我們定須先把中東路收回。”當時王正廷還在北平，外交部群龍無首，認為反正就照中央已定方針辦，蘇聯照會無須在其規定限期內給予答復。就在這時，張景惠又下令接收了中東路的地畝局和圖書館，形勢更趨嚴重。15日晚上，王正廷從北平趕回南京，得知外交部對哈爾濱蘇領館通知和莫斯科照會還未作出任何反應，連聲埋怨部下：“這種大事，他們會善罷干休嗎？何況來而不往，非禮也，給一個答復，表示一下態度，又有何不可？”他緊急求見蔣介石，獲得允許后，馬上以外交部名義向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發出復照。復照宣稱東北地方當局搜查哈爾濱及對于中東路之處理，“純系阻止騷亂治安事件之突發為目的，不得已而有之權宜之處置”。并聲明蘇聯政府若能釋還拘押之華僑，對于中國旅蘇僑商及團體予以保護及便利，則中國對于東省被捕之蘇聯人員及查封之機關，亦可于適當時機以相當之待遇。所有中蘇關系間各事件及中東路問題，均可由中國駐蘇公使朱紹陽回任時與蘇聯外交部洽商，求得合法解決。同時飭令夏維崧馬上將此照會譯送蘇聯外交部。

這份照會對中東路事件的定性和解決意見，不僅和蔣介石在中央黨部的報告不同，與王正廷本人在北平記者招待會上的講話口氣也不一樣。然而就在這份復照發出的當天，蘇聯態度從愿意談判轉為強硬，原定派交通次長謝列布良闊夫來華談判突然中止。

7月17日，蘇聯政府第二次照會中國政府，宣布與中國絕交。照會指責中國政府復文“既屬虛偽而復矯飾”，說中東路事件“其實在之背景，由報紙一體遵照所登載中國元首蔣介石先生之正式宣告中可以看出，極為明瞭”。因此，蘇聯政府迫不得已取以下所列之方法：①召回蘇聯駐中國使館及僑務代表；②召回中東鐵路蘇聯所派人員；③斷絕中蘇間鐵路交通；④請中國駐蘇聯使館迅速離蘇聯國境。同時聲明保留1924年中俄、奉俄兩協定所規定之一切權利。

蔣介石沒有料到蘇聯會一反前態，突然宣布絕交，不禁吃了一驚，當即召開緊急會議，討論對策。王正廷分析：蘇聯突然宣布絕交，是將取武力進犯以逼我接受其最后通牒，為防止事態繼續惡化，應指示張學良保持克制，避免軍事沖突。另外有人根據東北當局送來的情報，認為蘇聯正處在內外交困當中，不敢使用武力。在蔣介石主持下，會議最后決定三點：對蘇聯來照不予答復，另發宣言；請各國主持公論；公布從哈爾濱蘇領館抄獲文件。期望以反對赤化的題目爭取列強共同反蘇。
許多列強還未表態，日本人卻先來趁火打劫了。7月11日，呂榮寰下令采取斷然處置后，日本政府馬上命令關東軍在長春投資百萬建筑大本營，并由外務省發言人出面警告：“中國當局若侵害日人在東三省利益，日本必以極端之方法抵抗之。”王正廷聽后，感覺這簡直是公然挑唆蘇聯也取“極端之方法”，希望中蘇開戰。接著，日本駐哈爾濱總領事八本又代表領事團拜訪張景惠，對中東路問題提出抗議，對中國進行威脅。但王正廷還是指望打出反赤旗號，爭取歐美列強呼應。7月19日，南京外交部就蘇聯對華絕交發布宣言，內稱：“此次中東路事件之發生，乃由蘇聯政府違反中東路協定精神之全部，及指使蘇俄哈爾濱領事館與利用中東鐵路機關及其人員之名義，為其宣傳共產主義、圖謀顛覆中國政府、假造各國使領館信號、擾亂東省治安所積累之事實而起。”宣言呼吁“各友邦政府及人民注意”。同日，外交部正式公布從哈爾濱蘇聯領事館搜獲的文件。蘇聯使領館人員正式下旗返國。

7月20日，蔣介石發布致全國將士電，宣稱“舍一致對俄以外無出路”，明確要求全軍將士作好一切準備。而王正廷在上海接受記者采訪時卻表示：仍當以外交手續和平解決。這是中東路事件發生以來，外交部長第二次以與國家元首不同口徑對外表態，可見王正廷在這一事件上的搖擺態度。

哈爾濱蘇聯領事館關閉后，總領事梅里尼可夫并未隨其他外交人員回國，而且向外交部哈爾濱交涉員蔡運升表示，他將在哈爾濱多住數日，以便聯系和平解決中蘇問題。王正廷獲此消息，馬上作出反應：中蘇邦交雖已斷絕，但不無和平之途徑，故不能視為完全決裂。7月26日，王正廷命駐蘇代辦朱紹陽自南京專車赴哈，并回答記者提問：如果蘇聯贊成直接談判，即可命朱代辦赴莫斯科會談。但是，就在王正廷進行和平外交的時候，張景惠又下令將300多名中東路蘇籍職工關進哈爾濱監獄，為和平解決制造了又一道障礙。

7月30日，蔡運升奉外交部命令，與中東鐵路理事會理事李紹庚抵達滿洲里，與蘇聯委派之全權代表梅里尼可夫進行會談。8月2日，蘇方提出要求：恢復中東路原狀，中蘇分任沿線警備，中蘇交涉在赤塔進行。蔡運升還未向外交部請示，張學良即于8月3日訓令拒絕。當時南京政府對蘇交涉處于政出多門的混亂狀態。8月4日，國民黨中央派出中央常務委員孫科抵達沈陽，與張學良達成依照《奉天協定》進行交涉的原則。8月5日，又派另一位中央大員張繼（西山會議派主要角色，以反共反蘇出名）抵沈陽與張學良會商對蘇方略。8月6日晚上，正當王正廷派抵滿洲里的朱紹陽連夜與蔡運升密議下一步行動方案時，南京政府卻發布了蔡運升與梅里尼可夫交涉“呈完全停頓之狀態”的新聞，打亂了王正廷的部署。顯然，這時對蘇交涉權力重心是在坐鎮東北的張學良和中央特派大員手里，王正廷的外交部實際上處在陪襯和幫腔的位次，這是少見的特殊現象。

8月9日，朱紹陽在由李紹庚出面邀請梅里尼可夫來滿洲會談未獲同意的情況下，直接與加拉罕通話，加拉罕表示派代表談判可以，但必須以蘇方前發之最后通牒為基礎。結果，又是在外交部尚未就此研究并給朱紹陽訓示之前，沈陽當局即給蔡運升發出訓示，命其答復蘇方，于3日內再開中蘇交涉，否則將認為蘇方無誠意，應負交涉決裂之責。胡漢民于12日在南京中央黨部紀念周上說：“對俄問題，形勢仍在混沌，結果尚難推測。”反映了對俄交涉外交上的混亂。

3天之后，交涉中斷，梅里尼可夫奉令返國，朱紹陽亦離滿洲里返哈爾濱。外交部就此聲明：蘇俄雖無與我直接談判的誠意，但亦未完全拒絕談判，故蔡運升仍暫留滿洲里，相機進行。與王正廷抵調回旋相反，國民黨中央黨部的調門卻越來越高。8月10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為中東路事件發表《告東北將士書》，要求服從中央命令，捍衛邊陲，中央訓練部也以“團結一致，努力對俄”為號召，要求普遍組織國民對俄交涉后援會，平、津、滬等市黨部則紛紛組織數萬人到數十萬人的反蘇大會，高唱積極對蘇備戰。與此同時，蘇聯的武裝挑釁也逐步升級，由少量的武裝進犯提升到局部戰爭。8月12日，蘇軍出動飛機軍艦將陸戰隊運抵松花江口，攻占兆興鎮及李家房子。第二天，又在兆興和滿洲里同時發動進攻，占領鬧爾屯。此后一周內，中蘇軍隊連續激戰于密山、札蘭諾爾等地，雙方死傷慘重。對此，王正廷致電非戰公約各國，申訴蘇聯武力侵犯，但未得到反應，而日本則趁火打劫，不斷向長春、琿春等地增兵，并舉行實彈演習，還攔截奉命調動的東北軍。面對日益惡化的局勢，王正廷發表公開談話，宣布蘇軍如大舉進犯，“我方為自衛計，決采用第二步外交方針，與之對抗”。但是眼看面對強大的蘇軍和日軍，東北軍實在難以“對抗”，不得不努力尋求通過外交解決沖突的途徑。王正廷通過駐德公使蔣作賓，請德國政府出面調停，蘇聯拒不接受，蘇軍繼續頻頻出擊，并聲言為應對東北軍與白俄軍對蘇聯攻擊，蘇軍出于自衛，不得不采取堅決報復行動。對此，王正廷在中外記者招待會上進行反駁：“蘇俄謂中國向俄方攻擊，俄方不得不出面抵抗云云，此點毫無根據，最明顯者，即屢次發生沖突，皆在我國境內，故絕非我方去為難可知。”

1929年10月1日起，中蘇邊境的軍事沖突又告升級，蘇軍炮兵、騎兵和坦克在飛機掩護下，連日猛攻東北軍滿洲里陣地。12日，蘇聯陸海空軍同時襲擊三江口，攻占同江，東北軍三艘軍艦被擊沉。13日，東北江防司令沈鴻烈赴富錦督戰，14日雙方復于三江口展開海戰，東北軍炮兵總指揮張力聲陣亡。10月底，蘇軍發起新一輪進攻，9艘蘇聯軍艦，沖破東北海軍防線，進入富錦江岸，配以6架飛機，猛轟縣城。次日，蘇軍逼迫樺川，東北軍被迫退到松花江上游，急報傳到南京。看似彼此呼應，日本軍人同時在長春發難，打死中國市民7人。受到兩邊夾攻的張學良，只好向外交部告急。王正廷無計可施，跑到上海，以接受記者采訪的形式，作了如下表態：“我方宗旨，無論直接談，或任人調停，或國際仲裁，均無不可，即根據前訂之中俄協定，以謀解決，亦所樂從。總之，我對中東路有一半權利，茍不越此范圍，我即認為有解決之可能。”以此，向蘇聯發出停止沖突、重開談判的訊號。

蘇軍并未停止進攻，于11月17日凌晨出動步騎炮兵3萬余眾，坦克20多輛，飛機27架，同時向滿洲里和札蘭諾爾猛烈進攻。經2天激戰，兩地均為蘇軍攻占，東北軍旅長韓光第、團長林選青陣亡，團長張英重傷自殺，另一旅長梁忠甲在撤退中被追兵俘虜。接著，密山、海拉爾相繼失陷，哈爾濱危在旦夕。事情發展至此，張學良已沒有再打下去的信心了。當其部屬請示對策時，張喟然嘆道：“我有什么辦法？南京只叫我們打，什么也不管，打既然不行，就得和吧，可是南京又不叫我們管和的事，這簡直是整我們呀！”正在伺機坐收漁翁之利的日本駐沈陽總領事林久治郎趁機發話，只要少帥有所表示，他愿效調停之勞。對此，張學良答復：“未得中央允許前，不便直接談判。”王正廷聞訊，特派亞洲司司長周龍光去沈陽，與張學良當面接洽。11月22日，周龍光返回南京，報告此行圓滿，東北對俄事悉聽中央主持。王正廷抓緊時間，向蔣介石送呈迅速結束東北戰事的方案。在蘇軍長驅直入、兵臨城下的情況下，條件只能是同意恢復戰前之中東路原狀，具體辦法是向“非戰公約”的簽字國求助，努力促成在第三者調停下舉行和平談判。這一方案得到國民黨中央決策層的批準。

11月25日，南京政府致電各非戰公約簽字國，申述蘇軍攻占中國領土的狀況，呼吁各國主持公道。“非戰公約”，又名“白里安·凱洛格公約”，1927年12月由法國外長白里安和美國國務卿凱洛格發起，1928年8月27日，由法、美、英、德、意等15國在巴黎簽訂。主要內容有：譴責以戰爭作為解決國際糾紛和推行國家政策的手段，互相同意各國間若有爭端，只能用和平方法解決。11月27日，王正廷親筆簽署文件，授權駐美公使施肇基全權代表中國政府在該公約簽字加入，所以中國也是簽字國之一。1929年7月25日，公約正式生效。王正廷希望借助非戰公約簽字國集團性的優勢，向蘇聯施加一點壓力，促其停戰談判。決定采取這一措施后，王正廷又指使駐美公使伍朝樞咨詢美國國務卿：是由美即可，還是致電非戰公約各國。最終采取分電各國。王正廷正在等候回音的時候，出于意外的事又發生了，東北當局因害怕戰局擴大而開始與蘇聯直接交涉了。

11月28日下午，外交部代理情報司長刁敏謙急匆匆闖進薩家灣王正廷住宅，報告剛從外國通訊社獲知的由莫斯科發出的最新消息：蘇聯發表“遼俄交涉”經過，公布張學良已接受蘇方提出的“一切恢復原狀；蘇正副局長均復原職；釋放僑民”等三項條件。刁敏謙對張學良的擅自行動不以為然，但對其處境給予同情。他向王正廷遞上一張天津《大公報》的剪報，上載北寧路局長高紀毅對新聞界的談話，云“自中東路事件發生后，東北公私方面損失已逾5000余萬元，以三省之兵力，御蘇俄傾國赤軍，誠慮不足”。并云“中央不暇兼顧（指蔣介石當時正進行軍閥內戰），僅給編遣庫券200萬，前途如何，誠難言矣”。

1929年11月29日，王正廷在外交部舉行記者招待會說：所謂中俄交涉地方與中央意見不一致的傳聞，完全不確；同時否認中國已經承認蘇方“三項條件”的說法。但又表示：蘇聯要求中國代表與蘇聯談判，倘與我條件相同，可以照辦。

11月30日，蔡運升與李紹庚奉張學良之命，離沈陽赴伯力與蘇方代表談判。12月2日，王正廷盼了一個星期的“國際調停”終于出臺：在美國策動下，美、英、法同時照會中、蘇兩國政府，奉勸履行非戰公約，兩國邊境軍隊即日停止軍事行動，和平解決中東路糾紛。美國國務卿史汀生還致電所有非戰公約簽字國，敬請以同樣方式向中蘇施加壓力。南京外交部接到照會，立即表示接受，而已與東北地方當局開始談判的蘇聯政府則斷然拒絕，聲言“帝國主義者不自責而責人，謂俄與中國系平等待遇，依據《中俄協定》已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今帝國主義者尚固守不肯放棄中國海港及內河等，兵艦任意橫行，要地均駐扎軍隊，非戰何為？現中俄事件已在談判，干爾何事？尤其美國與我蘇素無來往，今偏忝然出面教訓，未免可笑也。”收到史汀生通知的絕大多數國家則表示：既然伯力談判已經開始，還是讓中蘇自己了結相互的糾紛吧。

12月5日，東三省政務會議討論了蔡運升自伯力帶回的中蘇會議記錄及對蘇議和步驟建議。記錄由蔡運升和蘇聯代表西門諾夫斯基簽署，雙方聲明各遵守中俄、奉俄兩個協定，并另薦各自所派的中東路局管理人員。會議決定承認這個記錄，并派蔡運升為正式代表，赴伯力談判。會后，張學良把此情況電告南京政府，王正廷接著舉行新聞發布會，宣稱政府同意張學良“在一定范圍內可以先同蘇方代表接洽”。12月7日，蔣介石召集譚延闿、胡漢民、戴季陶、王正廷等參加的緊急會議，決定完全采納東三省政務會議決定，并承認蔡運升為正式談判代表。

12月16日，中蘇預備會議在伯力外交員公署開幕，經一周協商，22日下午蔡運升和西門諾夫斯基簽訂了會議協定書，要點為：①恢復1929年7月10日以前中東路狀態；②由蘇聯改派鐵路正副局長，即日就任，東鐵理事會亦先行恢復；③兩國簽約后，立即恢復中蘇國境和平狀態，雙方立即撤兵；④立即釋放因雙方沖突而逮捕的僑民及俘虜官兵；⑤中國立即解除白俄軍隊武裝，并將首領驅逐出東北境外；⑥先行恢復蘇聯在東北的領事館及國營貿易機關；⑦中蘇正式會議于1930年1月25日在莫斯科舉行。

中蘇伯力協議簽署馬上生效。蘇軍陸續從占領地撤退，蘇聯新任駐哈爾濱總領事西門諾夫斯基，新任中東鐵路局長魯迭依、副局長簡尼索夫等人來華上任，并拜晤張學良。中國駐海參威總領事許熊直等亦奉部令回領事館復任。在和緩的氣氛下，西門諾夫斯發表公開談話：“此次中蘇間因些許誤會，并因有人挑撥，故一時斷絕交誼。將來一切問題，當依奉俄、中俄協定持平解決。”

屈辱的伯力協議，引來了內部反對，首都廢除不平等條約會議認為伯力協議有損國權，呈請中央宣布無效，并要求撤職嚴辦蔡運升。鐵道部長孫科在中央黨部紀念周的報告中力主根本否認伯力協議的效力。此時，汪、閻、馮、桂、張（發奎）等各實力派反蔣聯合陣線已經結成，并擬公推閻錫山為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張學良為副總司令，張學良對此沒有表態，為爭取張學良靠向中央一邊，因而把責任完全歸于南京，王正廷等受到點名批判，王正廷不得不在記者招待會上承認伯力協議的內容確有超越規定者，并稱擬召張學良推薦之出席莫斯科會議代表、東北元老莫德惠來南京面授機宜。莫德惠知事難為，堅辭代表任命，希望王正廷自任全權，“俾外交一貫，責有攸歸”。由于中國代表未確定，原定1930年1月25日開幕的中蘇莫斯科會議未能如期舉行。蔣介石先召王正廷、王寵惠等專門研究，然后召開中央政治會議，決定承認伯力協議已經生效的部分。2月8日，外交部根據中央政治會議決定，發表對蘇宣言，聲明對伯力協定中有關解決中東路糾紛辦法予以承認，對協定所載兩國其他關系事項已超越中國政府訓令范圍，擬派代表往莫斯科出席正式會議商議。

中東路事件畢竟是一件“無故挑釁，又無故投降”（駐德公使蔣作賓評價）的外交恥事，既使張學良大失面子，也使自從推行“革命外交”以來屢立功勞的王正廷大跌聲譽。蔣介石為了平息反對輿論，懲辦了一些替罪羊。國民政府決定：外交部亞洲司司長周龍光免職查辦；駐蘇代辦朱紹陽、哈爾濱交涉員蔡運升交行政院專飭外交部嚴加議處。張景惠、張國忱、呂榮寰等中東路事件的主要肇事人，全未受到任何處分，這恐怕是為了籠絡張學良的緣故。王正廷在這一事件中處于夾在中央與東北地方當局政令不一的為難地位，蔣介石予以諒解，不僅沒有追究，反而在1930年3月初舉行的國民黨三中全會上親自提名，被遴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當然，懲辦替罪羊也不過是做個樣子，蔡運升的處分不久便撤銷了，周龍光也不過是以調離外交部告終。

作者：222.184.28.*   回復：0   發表時間：2009-05-24 15:2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