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統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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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樓] 女性與龍牌：漢族父系社會文化在民俗宗教上的一種實踐

作者：刁統菊 | 中國民俗學網?發布日期：2008-10-16 |
摘要：范莊龍牌會上，女性在主持龍牌祭祀，這是家戶祭祀的延伸，而家戶祭祀服從于男性中心原則。筆者認為，女性在宗教活動中的行為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但本質上仍然是被男性支配和組織的，扮演著服從者或崇拜者的角色，這實際上是父系社會文化在民俗宗教上的一種實踐。

關鍵詞：龍牌，女性，宗教，??????????????????2003年3月2日上午，我們北師大中文系一行10人乘坐T515次火車從北京趕往石家莊。大約下午2點10分我們已經坐上了從石家莊到范縣的公共汽車。車上司機打量我們，問：“是去龍牌會考察的吧？”我于是和他攀談起來。他早在十幾年前就知道龍牌會了，也是從坐車的乘客那里知道的，我猜大約是有學者來的時候向他打聽過的緣故。下午4點30分，我們到達了范莊。關于范莊，我們實在不能說陌生。范莊的龍牌會由于從1991年起每年都有外來人去調查并著文、錄象、攝影介紹、研究[1]（P11），在民俗學界早已是赫赫有名。對于龍牌會已經有許多文章對之加以描說和討論，范莊龍牌會甚至在1997年專門編印了一本小冊子，包括陶立藩的《民俗意識的回歸——河北省趙縣范莊村“龍牌會”儀式考察》、劉其印的《范莊二月二“龍牌會” ——龍崇拜的活化石》等文章。以后陸續還有王銘銘的《象征的秩序》、葉濤的《走進龍牌會》等。

我所關心的問題是在2003年二月二龍牌會上，圍繞龍牌的一系列公眾性儀式，幾乎都是女性在主持，其地位的突出和其他生活領域截然不同。當然這在往年也是如此。這個問題已經有學者注意到了，例如中央民族大學民俗學教授邢莉女士從婦女研究的視角對“龍牌會”儀式有獨到的見解，她講到在“龍牌會”中婦女們的突出地位，在古代婦女雖不能在正史中出現，但在民俗活動中卻成為主流[①]。此外還有《龍牌會的婦女習俗及其價值》一文描述了龍牌會上婦女活動及范莊婦女習俗，對民間信仰中婦女的心理世界也有探索。

以下我們來簡單看看在龍牌會上與龍牌有關的儀式女性的表現，并與男性活動稍加比較。

早在二月初一晚上，會頭家的婦女就開始準備各類供品，當然都是素食，準備活動一直持續到深夜。二月二當天早晨七點，會頭家就擠滿了人。請龍牌前，有許多花會來會頭家表演，這時進來的花會成員都是女性，包括成人和兒童，此外許多老年婦女上香、焚黃紙、跪拜、唱經。

請龍牌的隊伍為筒炮、令旗、民間花會、龍牌隊伍。龍牌隊伍在最后，當龍牌被十幾個青壯年男子（并不一定與會頭有親屬關系）從當年的會頭羅小鎖家里請出門以后，十幾名婦女，包括會頭的妻子及其兒媳婦等人，一直是倒退而行，面對龍牌，以示敬意，同時她們手端供品，有水果、紙元寶、清茶、鹿馱花狀的卷子、餅干、香斗、裝白蛾的盒子等等，會頭家的婦女手扶廟前的橫杠，每當隊伍停下“落轎”聲起，她們便都立刻雙手合十，跪下磕頭再起身，以示虔誠。如此直至龍牌送進龍牌殿。

請龍牌儀式隆重熱鬧，隊伍浩浩蕩蕩，再加上民間花會的表演，要用近兩個小時，按照預定的時間，11點鐘龍牌正式請入龍棚。龍牌送進龍牌殿以后，儀式繼續由兩名婦女——史新彩與米秋改主持，包括重新安置龍牌，掛紅，擺放供品，跪拜，上香，燒紙，等祭祀行為，而羅小鎖的妻子始終跪在地上，雙手合十，萬分虔誠。當史新彩與米秋改忙于看香或者其他事務時，仍有婦女來接替她們在龍牌前接受捐款，上香，當她們拿到捐款人的錢時，先是把錢沖龍牌晃一晃，然后才放進功德箱里。

唱經也作為一種祭祀、行好的行為而由婦女承擔，經文包括“請龍牌佛” 、“十柱真香佛” 、“老母佛”等。唱經在龍牌會期間，作為儀式過程的一部分其本身與信仰并無必然的聯系。它只不過是在宗教儀式這種比較莊嚴神圣的場合下的一種歌唱形式，除了顯示出的神圣性之外，它同樣具有娛樂身心、凈化心靈、減輕疲勞的功能[1]（P21）。但是唱經者絕大多為婦女，這一點應該引起注意。而且范莊香會在應邀外出趕廟會的時候，參加者無一例外都是婦女。

在龍牌會期間則由會頭們輪流值班保證龍牌的香火不斷，但事實上都是婦女在照料龍牌。在龍牌會期間上香、上供、唱經、照管龍棚等活動都由婦女在有條不紊的進行著。

此外，龍牌會設有解決民間花會吃飯的“十好齋”，中午開飯錢都有祭灶儀式。今年的大伙房初一和初二兩天僅供給應邀前來龍牌會的外村香會吃飯。祭灶和開光儀式我沒有親見，但據后來對大師傅的調查，和《走進龍牌會》一文中所描述的大致相同，在此略述一二：祭灶前任何人不許動飯菜，從早6點開始準備，先由一男子吟誦經文，再由一婦女跪拜、上香、燒紙，此為祭祀灶王爺；然后祭灶儀式在鍋灶前重復一遍，并由該婦女到盛菜的鍋里用勺子攪拌兩下，此為給鍋灶開光。據說11點還要給饅頭開光，大體過程也是跪拜、唱經、上香，否則不許開飯。但無論祭灶還是開光，主持人都是婦女，這一點是確定無疑的[2](P54)。

今年年初龍文化博物館建成——范莊人稱之為“龍牌殿”，可以作為一個長期供奉龍牌的公共場所，據趙縣文化局的一工作人員推測，龍牌將長年放在此處，不會再重新搬運到下一任會頭家了。但會頭制仍將持續下去，因為同樣需要會頭輪流來此伺候龍牌。

據說，在龍牌會之外的那些日子里，供奉龍牌的會頭家必須天天保證家里有人——一般為女性，以侍侯龍牌和為前來燒香的人提供方便。早上第一件事是給龍牌上香、燒紙，晚飯后、睡覺前也要如此。農歷每月的初一、十五，路路續續會來許多前來上香的人，仍然是會頭的妻子來侍候龍牌，尤其是要保證龍牌前不能斷香火，燃完一束就要及時更換。

和女性在龍牌會上所扮演的角色相比，男性活動帶有更多的世俗性。

龍牌會的會頭是范莊龍牌會的支柱與核心，是干實事的人。他們輪流侍奉龍牌，傳遞對龍牌的信仰，講述龍牌的靈驗。如果某戶人家是會頭，不光男主人稱會頭，女主人也稱會頭[1]（P16）。但是在正式場合，在公共領域，男人的名字是被稱呼的，而且議事時也是男人參加。所以，會頭實際上應為男性。龍牌會期間，人人職責明確，白天要忙會內會外的事，晚上要分班輪流在龍棚、庫房值夜，就是已退位的老會頭也會自覺分擔一些龍牌會的瑣事，如看火池（倒香灰紙灰的坑）、燒開水、大伙房做飯等[1] (P17)。

例如今年龍牌會的組織機構分為總會長、會長、大隊、籌備會文宣組、庫房、龍棚、什好班、會計班、煙火班、伙房、燒水班。此外值班室從二月初一到二月初三每天安排專人值班。

圍繞龍牌會，除去和龍牌有關的儀式以外，還有其他活動，包括會上放焰火、大伙房，以及范莊和周圍村鎮進行的香會進香，演藝節目，文化、科技、法制、稅收等宣傳，集市貿易，這些活動都需要會頭組織統一組織、統籌安排。各類活動以男性為主體，無論身兼何職，無一人不是盡心盡力，認為這是義務的、“行好的”。

討論

婦女在漢族傳統的父系親屬制度下具有從屬地位，這一點已經被很多學者所認同[3]（P198）[4]，“父權制作為一般的社會秩序有如下意義：在維持和為社會秩序生產新成員的過程中，婦女成了男人的財產，這些社會關系是在家庭和家族等組織中形成的”[5] （P95）。她們自身在體制中是被淹沒的，必須依附于父親、丈夫、孩子才能獲得在生活中的一個地位，或者是“某某家里的” ，或者是“孩子他娘” 。同時，漢族女性主要在家戶領域內活動，而男性主要在公共領域內活動，但是在龍牌會上我們可以看到女性在與龍牌相關的公共宗教儀式上卻沒有保持沉默，反而是活躍的一個群體，這是筆者所關心的一個方面，并擬提出自己的看法，希望能夠引起相關討論。

據范莊人武文祥介紹，在范莊人眼里，請送龍牌最為重要，但在我看來，請送龍牌時的花會表演也是吸引范莊及周圍村鎮的一大節目。不管龍牌會的重心在不在龍牌，不可否認的是龍牌絕對是一個焦點，和龍牌有關的儀式包括請龍牌，送龍牌以及在龍牌會上對龍牌的祭祀與崇拜等相關行為是大家關注的重點。龍牌會得以傳沿的最根本的原因是范莊人對龍神不同程度的信仰。范莊作為一個雜姓村，龍牌會代替宗族，具有凝聚全村的功能。今年二月二，凌晨4點30分廣播就召集相關人員集合，并告知村民從此時直到二月初二下午4點一律戒五葷。在過會期間要忌“五葷”、“五腥”、吃素食，這是龍牌會歷來的傳統，龍牌在大家心目中是靈驗的，沒有人敢于對龍牌不敬。有眾多的村民自愿為龍牌會出資出力并有眾多的人來趕會，在龍牌會上服務的人們都是出于自愿，據說這就是行好積德，龍牌能夠懲惡揚善，行好積德的人將獲得龍牌的佑助，這種觀念成為龍牌會能傳承下來的主要原因。

龍牌在龍牌會上的地位是重要的，因此我們必須要追問，為什幺恰恰是女性而不是男性在龍牌會這樣一個公共場合伺候龍牌，并由此充當了儀式上的主體，處處出頭露面？

從龍牌會1991年以來的歷史來看，由于對外宣傳的加強，學者、政府已經對龍牌會有所介入，但龍牌會屬于民間自發組織的一種集體宗教儀式活動的性質并未改變。據龍牌會總會長史珍珠說，龍牌會的大多數工作仍是會頭們在做。而且根據我們的調查，從龍牌會的整體籌辦情況來看，會頭實際上仍然處于整個龍牌會的主體地位，是龍牌會的核心和中堅。可以說，龍牌會是由男性組織起來的，但是女性具體負責侍奉龍牌——幾乎就是男人搭臺，女人唱戲。

范莊人武文祥說，由于范莊男人平日要“下地”（照料莊稼）、“出門”（如經商），在家中照管龍牌的責任理所當然地落在了主婦的肩上。她們漸漸熟悉、掌握了一整套的伺候龍牌的程序，因此，龍牌會的議事會——男性會頭的集體組織就把請送龍牌期間照顧龍牌的任務繼續分配給她們。因此，龍牌作為公共的神圣象征，其日常、非常的供奉均由女性完成，但是對外宣傳、聯系，對內組織、號召包括發號施令都是男性來完成的，女性只不過是負責完成宗教儀式而已。而女性在日常對龍牌的供奉活動也是由于她具有一個身份——會頭的妻子。在龍牌會上比較活躍的女性無一不是會頭的妻子。這樣看來，女性在龍牌會這樣一個非常時期上對龍牌的供奉盡管凸顯了女性的地位，但事實上，她們的角色和在日常的家戶領域中的角色相同，都是處于從屬的位置，背后依靠的仍然是父系親屬制度[②]。

需要補充的是，我們不能忽略請龍牌時裝著香火錢的箱子由會頭兒子捧著正面走。這個裝著香火錢的箱子象征著什幺呢？為什幺要由會頭的兒子來照料它？
會頭之間出于共同對龍牌的信奉，相互之間互相信賴。但每戶侍侯過龍牌的會頭都要在那年龍牌會請出與送走龍牌的數日在牌位前燒法紙，目的是向龍牌爺和其他會頭及信徒表示自己的正直、清白。燒的時候，先將約20厘米高、10厘米寬的黃色法紙捏成或折成筒狀，將一端點著再豎放并口念“燒起來燒起來”。如果燒著的法紙飛升起來，那便表明該會頭的對龍牌爺的誠心，正直與清白——未私吞香油錢。如燒著的法紙沒有飛升起來，其他的人也不會說什幺，燒紙的會頭自己就會感覺不自在，會再燒法紙。現在，這種燒法紙的方式也成為一般信眾、鄉民證明自己品行或檢測愿望能否實現的一種方式，龍牌會期間有不少的人在龍牌前燒法紙并口念“燒起來燒起來”。這是燒法紙功能的擴展與延伸，成為解決民間糾紛和獲取心理平衡的一種方式[1]（P16－17）。

可見，龍牌因其靈驗而獲得的香火錢是非常重要的。龍牌會上管財務的“后勤人員”們在這里收款記帳，專收還愿者的大宗捐款。即使是女性在龍牌前接收還愿錢時也要在龍牌前晃一晃，表示告知龍牌，錢沒有私吞。在會頭家里所收到的許愿錢和還愿錢每月統計一次，由專人負責管理，任何人不得侵吞。這個裝有香火錢的紅漆木箱子實際上象征著龍牌的公正與會頭的清白，除卻人們對龍牌的虔誠信仰，這大概就是龍牌會能夠一年一度地舉辦下來的原因。龍牌會就是經由這個特定的井然有序的民間團體——會頭組織按照傳統精心組織而成的，如果失去了相互之間的信任，這個團體毫無疑問會崩潰、瓦解。而信任機制的建立，主要依靠的就是龍牌的公正和會頭的清白。箱子將繼續在各個會頭那里隨著服侍龍牌的責任一年年地輪流下去。而會頭是按照祖輩留下的世襲制度選定的，繼承會頭的人必定是兒子，因此拿著裝有香火錢的箱子的也只能是兒子。整個龍牌會期間，活動豐富，內容繁多，然而其組織之嚴密，分工之精細，不由人不佩服龍牌會的會頭組織。從某種意義上說，組織基礎的重要性并不亞于信仰基礎。

因此，整個龍牌會的組織是依據父系親屬制度，以男性為基礎的代代傳承的會頭制為基礎建立起來的，范莊女性在龍牌會上的表演實際上是日常家戶祭祀的延伸，這決定了女性的主體性只能是被支使的被壓抑的主體性，女性對于宗教文化的控制只能是在男性許可的范圍之內。宗教作為社會文化的一部分，不能不受到漢民族傳統父系社會文化的影響，人們緊密結合世俗生活進行宗教活動，因此漢族社會以男性為中心的特點直接反映到女性與宗教祭祀活動的關系上來。家庭中的性別分工落實于宗教實踐中，性別角色直接影響到人們的宗教實踐方式，決定了女性在宗教組織中的地位是被組織被支配的。這種不同性別的不同宗教實踐方式恰好體現了漢族民俗宗教的世俗性特點[③]。

換一種角度來看，蒂利希認為，“宗教是整個人類精神的底層”[6]（P245－246），人類精神的其他方面都是宗教這個底層的體現和表達，作為一種社會與文化機構，宗教透過人際關系、價值系統提供團體以及個人對性別角色的實踐一套重要的機制。從這個角度來看，漢民族文化的靈魂——祖先崇拜決定了世俗社會生活，包括男女的社會分工，也包括男女對宗教文化的控制權的分配。

我在龍牌會上經常看到核心家庭作為一個單位來看香，當他們虔誠地跪倒在龍牌或者神像前的時候，往往是主婦在前，男性及其子女在后，申訴的是女性，沉默的是男性。更多的是女性或單獨或結伴來看香，而單個男人來看香的幾乎非常少見。這又如何解釋呢？女性在男性為主體的社會中，日日封閉于家戶，當無可傾訴之時，只能將理想、不滿、期望等諸多情感訴諸于冥冥之中的神靈，這就說明了為什幺香會多由女性組成，極少能夠見到男性，也部分地解釋了男性組織起龍牌會，而具體的上香、祭祀、唱經、祈禱等儀式活動也是女性樂意參與的。

但是，參與宗教活動，可以理解為它可能是女性的一種生存策略。任何一種文化空間都為不同性別的每一個體提供了展示、表達自身的實踐機會和場所。女性在文化空間中也并沒有一直保持沉默，而是在傳統社會文化制度所建構的父權制框架中尋求生存空間，在各種文化力量的交錯斗爭中避開種種限制策略性地反抗社會性別制度，并發揮自己的能動性和自主性。漢族傳統禮法所鋪陳的是父系家族，婦女在出入此父系家族時，不可能經由或鞏固、或反抗、或參與改變此父系家族而影響自己的身份與地位，宗教活動是倒是她們的一個可以表達心靈訴求的用武之地。女性對宗教奉獻的熱情和投身于宗教事業的人都比男性多許多[④]。當宗教成為女人加入社會社區服務的大舞臺時，可以伸展和貢獻出女人的力量，女性從而可以借助在民俗宗教中的權威來彌補自己在社會生活領域中的權利的不足。女性由于家庭祭祀的延續而獲得了在公共祭祀儀式上的主導地位，但是女性也只能在家庭活動與公共和社會活動重合時，其地位才超越男人，而這種超越僅僅是相對的[5]（P93），是附屬于男性而存在的，是打了折扣的。即使在女性神的信仰中，女性也只能是扮演崇拜者或服從者的角色，而不能真正參與儀式的組織活動過程，這是父系社會的文化背景對民俗宗教所作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