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姓聚居與聯姻關系
——華北村落的另一種形態
作者：刁統菊 | 中國民俗學網?發布日期：2008-10-06 |
【摘要】 杜贊奇在《文化、權力與國家中》中忽略了華北村落還有多姓聚居的可能。筆者以山東南部一個村落為例，試圖表明華北村落有多姓聚居的可能，并以個案表明姓氏之間的聯姻在村落的形成上發揮了主要作用。村落目前的結構形態是多姓聚居而非多族聚居。多個小姓聚居的事實使得村落意識更加突出。

【關鍵詞】 多姓聚居 聯姻關系 華北村落 村落意識
家族是以家庭為基礎的，是指同一個男性祖先的子孫，雖然已經分居、異財、各爨，成了許多個體家庭，但是還世代相聚在一起(比如共住一個村落之中)，按照一定的規范，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結合成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組織形式[1]（徐揚杰，1992，P4）。

中國東南部的宗族與村落的關系存在著三種類型：第一是一個宗族構成一個村落，也就是繼嗣與地方社區重疊；第二是一個一個村落可能包含兩個或更多的宗族；第三是單個繼嗣群體的擴展可能不止一個村落，結果造成了一個宗族分散在幾個村落，或者說幾個村落構成一個宗族[2]（弗里德曼，2000，P1－3）。從這個分類來看，紅山峪屬于第二種，也就是一個村落包含了多個宗族。但是華北村落的宗族與華南地區又有差異，正如杜贊奇在《文化、權力與國家》中所指出的，“那種龐大、復雜、聯合式的宗族在中國并不普遍，可能只存在于華南及江南的某些地區”，但盡管“北方宗族并不龐大、復雜，并未擁有巨額族產、強大的同族意識，但在鄉村社會中宗族仍然起著具體而重要的作用”[3]（杜贊奇，1996，P81－82）。杜贊奇使用的宗族是一種廣義的概念：它是由同一祖先繁衍下來的人群，通常由共同財產和婚喪慶吊聯系在一起，并且居住于同一村莊【3】（杜贊奇，1996，P81－82）。然而,從杜贊奇對一些村落的宗族劃分看，他卻處處均以外顯姓氏符號來建構宗族【3】（杜贊奇，1996，89－96），蘭林友也根據他的調查指出這并不符合華北村落的實際宗族狀況【4】（蘭林友，2004）。

筆者從紅山峪[①]的宗族實際出發，同意蘭林友的觀點，認為杜贊奇的以姓氏建構宗族的做法并不符合當前一些華北村落的基本情況。紅山峪村共有十個姓氏，但是其中好幾個姓氏都與自己的遷出地保持著密切的關系，彼此認同為同一祖先的后代，喪禮上也有基本的往來，并且家譜也一起編制，本村陳姓和東小觀村的陳姓之間的關系就是如此，同時本村陳姓一戶人家早年因工作原因遷出紅山峪，但在編制家譜時仍不忘互相聯系。這種情形下的家族只是不居住于一個村莊而已。

同一個姓氏居住于同一村莊的反而并不一定彼此認同為同一宗族。以王姓為例，本村王姓遷出地不同，彼此并不認同來自同一祖先，雖然相互之間并沒有通婚的關系，但在處理彼此的內部事務時也是互相不干涉，而且按照一般村民的觀念，當家族內有喪事時宗族成員應該不請自來前去幫忙，但是兩個王姓之間并沒有這種聯系。他們唯一的共同點就是擁有純粹相同的外顯的姓氏符號而已。從這里來看，簡單地根據村落居民的外在姓氏符號來標志宗族，肯定不能反映村落宗族的結構及其構成。其次，就紅山峪來說，有些家族只是“單門獨戶”，這既是指勢力的弱小，也是指繁衍代際較少（也包含人口數量小），事實上，這個地方性概念本身就是繁衍代際少的意思，一個家庭的家長實際上就是這個宗族的族長，因此這個概念又附帶上了勢力弱小的含義。

而且，村民心目中從未有“族”的認同，詞匯之中唯有“姓”的意識，在我訪談期間，人們總是用“大姓”、“小姓”或者“雜姓”來稱呼自我與對方，這和筆者的家鄉刁沙土村不同。刁沙土村是一個主姓村，不管刁姓還是其他幾個姓氏，相互之間總是使用“刁家”或者“某家”來稱呼彼此。筆者認為紅山峪村的姓氏結構不是簡單的姓氏與宗族一一對應的結構，一方面存在著同一個宗族的人群分散居住的情形，另一方面又存在著“同姓不同宗”的情況。因此筆者認為紅山峪的聚落性質是多姓聚居，而不是多族聚居。杜贊奇對宗族的定義，可能是把一個姓氏即看作一個宗族，忽略了村落也有多姓聚居的可能。紅山峪村的多姓聚居而非多族聚居的特征是通過姻親之間的相互投奔的移民歷史事實和姓氏之間的的多次聯姻形成的。這一特征事實與華南村落的明顯的宗族構成方式不同。繼嗣和地方社區的重疊在中國的東南地區情況似乎最為明顯，在福建和廣東兩省，宗族和村落明顯地重疊在一起，以致許多村落只有單個宗族【2】（弗里德曼，2000，P1），比如林耀華筆下的義序：，“義序是一個鄉村，因為全體人民共同聚居在一個地域上。義序是一個宗族，因為全體人民都從一個祖宗傳衍下來。前者為地域團體，后者為血緣團體。義序兼并前后二者，就是一個宗族鄉村”【5】（林耀華，2000，P5）。

筆者考察村落的歷史，主要依據是村民的計算家族輩數的傳統方式。人們計算某個姓氏有幾輩子人，往往是根據該姓墳地里有幾個輩分的墳墓，這一知識依靠儀式（比如清明上墳、樹碑）和口頭講述代代相傳。有一個輩分的墳墓就叫一個“墳頭”，從村中現在居住最久的高姓人家的“墳頭”來看，他們是在雍正、乾隆年間來到紅山峪的，其他九個姓氏都在高姓之后遷到紅山峪。根據對高姓人家的調查，得知在高姓定居之前，尚有郎姓和趙姓居住村內。

據曾參加付莊鄉地名志編輯工作的田傳江介紹，紅山峪村始建于明朝萬歷13年，依據是在“趙家林”后土碑[②]上發現的“萬歷十三年”的字樣。現在碑究竟何在，遍訪村中諸老，仍不得而知。80多歲的田厚庵老人是村內有名的外柜先生，他說確曾親眼見過碑上有這些字跡。綜合調查資料和現有文字資料，目前對村史的追溯最早只能到萬歷13年。山東人往往自稱是在明代從山西洪洞遷來的，“問我家鄉哪里去，山西洪洞大槐樹”。在紅山峪村雖然也存在大槐樹的傳說，但是由于人們都是從其他村莊遷移到此，每個姓氏的成員都清楚地了解自己是從哪個村子因為什么原因搬遷過來的，所以人們談論的常常是因何遷移、如何遷移以及遷移到此地以后如何落腳、生根的故事，對于大槐樹的傳說反倒是比較淡漠。

根據能夠找到的家譜以及各個家族族長的回憶，筆者大致可以整理出村中十個姓氏的基本情況。從宮、周、田、段、楊、孫、高、陳、鞏、王這11個家族的家譜來看，他們分別附屬于其他村莊的大家族，在家譜上他們是很小的一支，或逃荒或因兄弟之間的矛盾來到紅山峪投奔姻親或同姓。迄今為止，紅山峪任何一個姓氏都沒有自己獨立的家譜。從我能找到的家譜看，無一例外都是附屬于其他村落的，甚至有的姓氏比如鞏姓的家譜保留在他們的遷出村落中。這樣一個村落，沒有特別大的家族，階層分化不明顯，因此如果有一個家族在發展過程中壯大起來，它很可能就能夠成為其他家族所依附的對象。

田姓就是這樣一個大家族，在當地的社會記憶中甚至取代了高姓成為村落中現存姓氏歷史最久的一個。如果一個村子里有自己的本家或者親戚，可以“偎本家或偎親戚”[③]來。偎親戚來的，田姓算是比較早的，以后的姓氏多是依靠田姓來的。田姓家族都認為高姓算起來實際上是紅山峪的老戶人煙[④]，只是人煙不旺而已。田姓自己認為因在鄰村天喜莊受韓姓欺負，所以偎高姓而來，因為高姓和田姓既有干親又有世親（高姓是田姓的丈人門）。但是現在即使是高姓，也在公開場合承認田姓“占業”[⑤]，田姓才是“老戶人煙”，自己是依靠田姓來的，這樣就更不用說其他姓氏的態度了。

由于田姓是從天喜莊因與韓姓有矛盾才遷移來的，由此村民對兩個家族的關系產生了種種議論。為此，韓姓采取了與田姓聯姻的方式平息輿論，接連把兩個韓姓女子嫁給田家。兩家形成親戚，關系逐漸變得極為密切。田姓在村民的記憶里取代了高姓成為紅山峪的老戶人煙，最初的原因不外乎田姓家族的實力。20世紀初期，田姓在紅山峪和天喜莊都擁有大量土地，即使是田姓遷移到紅山峪村，仍然占有500畝良田，其余200畝才是村里其他家族的。

根據田姓家譜，田姓的搬遷路線依次是山西洪洞、滕縣南部河北莊、郗山、馮家莊、天喜莊、紅山峪。從天喜莊遷到紅山峪，是由汝字班開始，“汝若承忠厚，傳家始久長”，現在已經有始字班，共八世了，假若按照20年一輩，也該有160年了。田姓鼎盛時期，是在汝字輩到若字輩之間，不僅土地數量占村里的70％以上，擁有了強大的經濟勢力，更是由于占有了土地，村里少地或無地的農民到田家跟主[⑥]，這樣就相對地具有了一定的權力。
田姓早年的種種善舉在老一輩村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良好印象，當初田姓地主的善良與公道至今仍未村民津津樂道。據說本村窮人都給田家打工，不想給劉家打工，劉家有80多畝薄地，地遠，吃累，加上生活待遇差。有一次，鄰村白莊請來了戲班子晚上唱戲，但是田家雇傭一些人來刨地瓜，下午田家對干活的人說“歡歡趟子”，就是突擊干活，然而刨地瓜是不能歡趟的，圖快的結果就是造成很大的浪費，最后很多地瓜都讓窮人撈了去，田家也不在乎。有一次看莊稼的人說少了二畝地的高梁，原來是因為過去每逢春高梁紅頭，窮人挨餓，就有人偷高梁穗子。主人說別張揚，窮人沒有辦法，不吃富人吃誰呢？青黃不接時，窮人到田家借糧，田家是尖斗出，平斗入，還另外再送干糧或菜給窮人。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田姓勢力逐漸衰落，但是盡管如此，俗話說“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他們仍然在村子里占有絕對的優勢。這是由于田姓早已依靠自己的實力與聲望，通過與外界富家大族聯姻，從而把自己的勢力擴展到外界，甚至在政治上也建立了新的地位并掌握了一定的優勢，同時也因為聯姻形成的優勢進一步加強、鞏固了自己在村子里的地位。正如Watson所說的那樣，富人階層通過聯姻加強了自己的地位，與姻親的往來密切，與窮人極為不同，但是這種區別也是創造和保持那些區別的制度結構的一部分【6】（Rubie S. Watson，1981）。

通婚是人們常常使用的一個策略。Katz認為通婚是精英所使用的第二個策略。除了通過分散投資和在儀式中獲取領導地位之外，精英還通過和正處于上升趨勢的家庭或者具有良好的政治、經濟地位的家庭聯姻，以保持、提高自己的政治和商業地位【7】（Paul R. Katz，1994）。筆者將在下文表明，通婚作為一個行之有效的策略并不僅僅為精英階層所用，它更是普通階層為建立關系網絡、維護家族地位的一個最為經常使用的策略。

忠字班的田忠選的婚姻比較典型。他最初的提親對象是棗莊郭里集鎮仁家，仁家當時也是大戶，目前在棗莊仍流行有歇后語“郭里集的樓——（仁）人家的”。仁家來紅山峪相家，挑了一個毛病——沒有房子。當時田家只有兩座石樓，沒有瓦屋，家人立刻張羅買魚鱗瓦準備建房子，沒想到后來鬧土匪，建房子的事情因此耽擱下來。后來田忠選娶了抱犢山區的河口村宋姓女子，宋家也是大戶，當時出了個秀才名叫宋慎修，田忠選去世后，他過繼來的兒子田厚庵就請宋慎修來寫的碑文。

田忠吉的名字至今仍掛在許多村民的嘴上。此人與外界聯系極為廣泛，他一身聯系了幾個大戶人家，既是儲家的管家，也是韓家的女婿，同時與西集鎮國慶村姜姓有親戚關系，此外與齊村崔家當家人是八拜之交。這幾家無一例外在當時都是有錢有勢的大戶人家。

但是田姓并非僅僅結交村外大戶，與本村其他姓氏也保持有良好的關系。田姓一方面與周家有親戚關系，另一方面田姓家族也有讀書人，至今村里的兩個外柜先生仍是田厚庵和田厚耕，宮家曾延請田家人作私塾老師，故周、宮兩姓成員任莊長（解放前村里的行政領導）時對田家格外照顧，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實際上是田姓左右著莊長的意志。國民黨時期以及解放初期，付莊鄉鄉長都是田忠吉的本家侄子。區長是田忠吉的內兄，區里若是到村里去，拜訪的是田家而不是村里的行政領導。

這種種關系奠定了田家的政治基礎，使之基本能夠左右本村的形勢。全村十個姓氏，其中不少屬于單門獨戶，誰受到威脅，或者相互之間關系不稱心，都來與田家套近乎，或者說與田家有親戚，或者說父輩與田家關系如何如何好，或者說自己是偎田家來的。所以上世紀四十年代初期，本村顯赫一時的日本警備隊隊長鞏玉勤對田家并不張牙舞爪，反倒高看一眼。據說鞏玉勤娶小妾還給田忠吉一家磕喜頭。當地風俗是新人只給本家磕頭，本家給磕頭禮，田家也不含糊，照例也給磕頭禮了。

村里人親切地把田忠吉稱為田老頭，人人都因他感到自豪，“親向親，鄰向鄰，滄老爺向著山東人”。田忠吉與外界的聯系既是田家的關系網絡，自然也成了紅山峪的對外關系網。20世紀五十年代初，本村周振合趕西集，與“街滑子”[⑦]鬧了矛盾。西集街有些人欺行霸市，外地趕集的人往往因一句話說不好，就會遭到街滑子的群毆，因此外地人在西集趕集作買賣經常吃虧。周振合有一次就被姓姬的打了，田忠吉知道后，對姓姬的說“你打了我的老表，此事該怎么了結，你看著辦吧”。田忠吉的社會能量眾所周知，姓姬的了解到周振合與田忠吉的關系——既是表親又是鄉鄰，立即買東西到紅山峪來給周振合賠不是。

土地改革以后，田姓的經濟實力進一步下滑，到了20世紀70年代，田姓甚至出現了幾個光棍漢。但是就目前情況來看，田姓仍然是村里的大戶，頗受尊重，而且村里的行政領導主要還是田姓，目前村長和支書分別是田傳喜和田傳法（叔伯）兄弟。原因首先是田姓歷史的優勢在發揮作用，其次是田姓現今確實在整體實力上要大大強于其他姓氏。村民公認在紅山峪是田姓占業，是村莊的主人，由于有這種意識，村民在很多事務中往往很難忽略田姓。其他姓氏則往往以聯姻的方式不管與該姓建立關系，如宮、周、段，幾個較大的姓也不例外[⑧]。因此，姻親關系不僅是人們遷來此地的依賴對象，更是立足未穩時期試圖增強勢力的重要手段。如果沒有直接的聯姻關系，則想其他辦法和大姓建立關系。

作者：121.234.212.*   回復：1   發表時間：2009-07-12 06:49:56

成富哥的大兒子鳳起，在澇坡水泥廠干工，女的是澇坡的，姓徐，也在那里打工，兩人自談，鳳起先把女的領家里來了。女的娘家不知道，后來知道了，男的托人說，叫我和（段）修勝去，一人給一盒煙。我聽說那邊怪賽，覺著沒把握，煙就沒拆開，找的澇坡的民兵連長張同營，成了。女的那邊覺著段家四邊鄰居都是田姓，最后找恁家俺大哥（田家族長田厚庵）當媒人，女子是恁表姐的婆婆姑的閨女嘛，這樣就確保嫁過來以后不受大姓訛。這個其實也是成富哥的考慮[⑨]。

有些姓氏因為沒有和田姓有直接的聯姻關系，心里始終不踏實。楊福運老人，有一天他來到田厚庵家里閑聊，說楊家是偎田姓來的，關系一直處的挺好，他老爺還是田厚庵叔叔的干爺，等等。田厚庵也主動談到與楊家的親戚關系，他的叔伯侄子田傳法的妻子就是楊福運的媳婦的娘家本家侄女，叔伯侄子田傳啟的妻子也與楊福運的丈人那里有親戚。這關系雖然拐彎抹角，但是在沒有直接聯姻關系的前提下，還是非常為人們所看重的。田厚庵的妻子李桂云也說，以前楊福運大哥作買賣，有一次借錢給她幫了她一個大忙。楊福運在呆了大半天，結果他很高興地走了，這是他唯一一次在田厚庵家里聊天。不到半年，楊福運就去世了。他的喪事因為一個兒子不知為何從中作梗差點辦不下去。最后還是楊福運的大兒子楊傳友了解情況以后，迅速來到田厚庵家里磕頭，讓他出面打圓場才算順利辦完喪事。田姓人認為，以后假如與楊家有矛盾，總得想想楊福運和田姓族長的談話，“千不講，萬不講，要講楊福運老人”，因為人有見面之情，都在一個村里住，低頭不見抬頭見，“不講瞎子講牌位”。

孫姓雖然在白莊算是大姓，但在紅山峪是典型的“單門獨戶”。孫丙德知道自己的三個兒子都不爭氣，家庭關系處理不好，在村里也不能獨當一面。他因為“吃親家的氣”得病而死，臨死前田傳璋看望他，他說“孫家是偎姓田的來的，我死了，孩子們不爭氣，替我多照顧，多教育，言差語錯多擔待”。其實孫丙德與田姓是前后鄰居，平常關系就不錯。田家也曾經表示過兩家“就是多一個姓”，意思兩家關系如果不是有姓氏隔著，就是親兄弟。田姓也沒把孫姓當外人，前年，孫丙德的三兒子孫學起與妻子打鬧，他岳父家來了一幫人要打架。田家知道后立即集合了一伙人去打圓場，怕孫學起吃虧。孫丙德死后，習慣上由本家幫忙，但是孫家在紅山峪沒有多少人，那就可以讓鄰村白莊的孫姓來幫忙，然而大部分田姓人主動過來幫忙的。的確孫、田兩家關系特別好，甚至孫丙德的大閨女出嫁，都是田厚庵的妻子李桂云送親。實際上，請這位老太太送親這種行為本身就是一種結交手段。

來看看田姓之外的姓氏。

高姓：

據說高姓從徐莊鎮磨泉村遷來，高家的家譜我沒有見到，在紅山峪村沒有家譜，到遷出地徐莊磨泉村去找也沒有找到[⑩]。與其他姓氏相比，高家人煙不旺，人口是紅山峪十個姓氏中最少的，“代代發三支”，無論哪一代都只有排行老三的能夠傳下香火。前幾年長子也有兒子了，在紅山峪村這可以說是一個新聞，人們爭相傳播、慶賀。高姓在紅山峪的墳頭分布不在一處，八畝地（土地名）有4—5輩，團嶼（土地名）有2輩，新墳有3輩，在世的有2輩。這樣算起來，共有11到12輩。根據紅山峪村過去的結婚年齡，大約每20年就有一代人，高家來到紅山峪約220年到240年，推算起來大約在清朝乾隆年間來到紅山峪。

周姓：

紅山峪的“周”雖已成“一周”，但其實最初是不同的兩支，一支從山亭鎮巖底村開始經徐莊鎮羅子灣村輾轉來到紅山峪村“混窮”。其中一個給田家放羊的小伙子相貌堂堂且安分守己。田家看中了他的品貌，把閨女嫁給他，并賠送20畝地，從此周姓就在此安家落戶了。這一支目前已經繁衍7代了。另一支據說原姓歐或鄒，從徐莊鄉柳泉遷來此地，也是混窮。為了能夠長期在此村立足，轉而投靠周姓，改姓為周，現在有5代，也曾與田姓聯姻。

王姓：

筆者先前曾說過，村里有“二王”。其中一支王姓家譜上寫著“后石灣王”，從半湖鄉焦山頭村混窮來的時候，便投奔丈人家田姓而來，這一支共有6代。另一支也是“偎丈人家周家”來此地混窮，有兩家人，共三代，第一代的老太太于2004年年初去世。

鞏姓：

鞏姓從東鳧山鄉馬頭村混窮而來，先投奔鄰村大洼村鞏姓，而后漸漸遷入到紅山峪，至今有6代人。鞏姓來到以后也是不斷與外姓聯姻，譬如田姓、段姓。

陳姓：

從東小觀[?]混窮來到紅山峪，后來又與高姓聯姻，依靠丈人門站穩了腳跟，至今有6代人。陳姓為了壯大家族勢力，想方設法與田姓聯姻，陳學勤把他在東小觀村的本家侄女介紹給了本村的田厚甜，陳繼法則把妹妹嫁給紅山峪在田莊村的本家男子。

孫姓：

孫姓遷到紅山峪之前住在白莊村。白莊原來以白姓為主，但是白姓怕孫姓，一“孫”[?]就黑，孫姓人口逐漸繁衍迅速，土地資源出現短缺。當時尚有韓姓人家住在紅山峪，孫姓與韓家有親戚，于是一部分人借助這個關系遷到紅山峪，種了韓姓15畝地。韓家沒有傳下香火，土地俱歸孫姓所有。孫姓在紅山峪至今已有5代，因此韓姓至少在100年前還存在。

楊姓：

楊姓在1993年修譜時就把女子也寫入家譜，在村里算是比較開明，對家族的女兒的關心較其他姓氏為多。楊姓家譜上寫著“莊塢楊”，莊塢在棗莊附近臨邑境內。紅山峪的這支楊姓搬遷路線是：莊塢、郭樓、蒼山魯城鎮西石門村。在西石門村混窮的時候，兄弟兩個發生了矛盾，其中一個決意出外謀生，遷到付莊鄉崔莊村落戶。后來此人病死在崔莊，遂葬在崔莊西嶺。他的次子楊秀山投靠親戚田姓遷到紅山峪，同時楊秀山的丈人家與陳姓也有親戚。從楊秀山算起，居住在紅山峪的楊姓人家共有6代。村人傳說楊姓與韓姓為鄰，韓家生子曰韓郎，本意在嚇唬楊姓（“楊”“羊”同音），但楊姓經高人指點，每逢年節就往天上轟炮嚇“郎”（狼）。韓家不久人煙全無。

段姓：

段姓有兩支，一支從徐莊鄉段莊村因兄弟之間鬧矛盾遷移到此地，新婚第二天被“長毛”（據說是太平天國時期的土匪）“裹走”，18年后，妻子改嫁前夕還家。至今有6代，人們常常感慨地說“這一大家人家就是那個老太太傳下來的”。另一支則依靠上面所述的同姓而來，已有5代。這兩支段姓和周姓一樣，已經成為一個整體，與王姓的情形大不相同。

宮姓：

宮姓從山亭鎮巖底村遷往儲嶼，但家族始終沒有興旺的跡象，據說是因為儲嶼有郭姓，犯了忌諱（“供不上鍋底” ）。宮姓在巖底村曾與周姓為鄰，因此投奔到紅山峪村的周姓人家這里，至今已有6代。



從村里姓氏的遷移史可以看出，人們進入一個村子的途徑有多種。第一是如果村子里有本家和親戚，可以“偎”本家或“偎”親戚，先使用他們的土地，再隨著實力的提高而購置土地。第二是依靠長時間的混窮，也有的靠討飯，然后通過與村民聯姻，繼而獲得土地，才逐漸得以安家落戶的。總之，遷移到紅山峪來的原因有混窮和兄弟矛盾以及資源緊張三個原因，而站穩腳跟的方式大多還是與本村大姓的聯姻。

費孝通先生在江村和祿村調查時就曾經注意過如何成為村子里的人這個問題，大體上說有幾個條件：第一是要生根在土里，在村子里有土地。第二是要從婚姻中進入當地的親屬圈子【8】（費孝通，2000，P72）。對一個外來人來說，從婚姻中進入當地的親屬圈子是站穩腳跟的一個主要方式，進入了村落里的親屬網絡，才有了可以依賴的人際關系。此外，認干親，拜仁兄弟，交朋友，春節拜年，經濟上的互助拉攏，紅白喜事請外姓幫忙，日常生活中的專程拜訪，都是交接的機會。

村落的目前形態離不開這十個姓氏之間的互相聯姻和依賴。當然其中絕對存在相互競爭的情形。不管是后來者居上引發的矛盾，還是為了爭奪空間和資源引起的斗爭，都曾經存在過。朗、楊二姓的傳說隱喻地傳達出在“老戶人煙”和新遷入者之間的激烈斗爭。雖然從表面上來看，十個姓氏之間的關系很好，其中原因是大姓已經沒有了絕對的優勢，而小姓則在千方百計地通過聯姻尋求廣泛的合作和依賴的對象，結果使得村民的利益更趨于一致，矛盾也大為減少。在附近其他村落看來，“紅山峪的人很平和，姓雜，都是親戚，好辦事”。姓氏之間彼此互有姻親關系，在這個姻親關系網中，異姓村民之間的互助不再純粹是鄉鄰互助[?]的性質，聯姻關系的介入使得這種互助更多地具有了親戚情感的意味。

多姓聚居還造成了另外一種結果。單姓村的村落意識往往是和宗族意識重疊在一起的，而在一個多姓村內部，姓氏之間雖然有著明顯的分界。但是血緣的聚合功能未必就能超越地緣的聚合功能。
2004年7月4日——8日，陳繼榮喪禮調查[?]：

紅山峪村陳姓家族人口較少，紅事還好說，能夠應付過來，但是白事就得從東小觀村請本家來幫忙了。這回陳繼榮的喪禮，孝子陳興水就從東小觀村陳姓請來了一些人幫忙，他們來的倒是很快，但是紅山峪村外姓執事的嫌他們吸煙太多，過于浪費，說了兩句，一下子東小觀陳姓人全都生氣走了。最后還是不管懇不懇的，全村人每家都出人來幫忙把喪事辦了。

執事的雖然是個外姓，但他看到喪主的外村本家干活少吸煙多，并沒有覺得這是他們自己內部的事情，而是站在本村人的立場上制止了浪費現象。據說村里從未發生過本村人在喪事上幫忙卻大吃大喝的事情。地緣關系有時候比血緣關系還要具有凝固力。同一宗族的人不住在一個村子里，宗族意識減弱，而不同宗族的人，住在一個村子了，反而更加維護同村人的利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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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田傳江.紅山峪村民俗志[M].沈陽：遼寧文化藝術音像出版社，1999。



（本文原刊于《河北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2006年第2期）

作者：121.234.212.*   發表時間：2009-07-12 06:51:46